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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公众继续猛烈抨击时，总统却也在探索私下劝说的途径。在这场战斗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与企业界有联系的人员——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福勒、狄龙、戈德堡、鲁萨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考虑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与钢铁工业有联系的银行家、钢铁买主和钢铁业的律师等上述几方面人士中他们原有的熟人进行接触。他们不用进行威胁，也不用提出什么引诱办法，而是向他们指明物价稳定和较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要在政府和钢铁公司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渠道。
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约瑟夫·布洛克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在总统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任职。布洛克虽在日本，但政府还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内陆钢铁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内陆钢铁公司认识到，制止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化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认识到政府在帮助获得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中应起到作用，于是也认为1962年4月不是提高价格的时候，并于星期五早晨宣布它不涨价。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凯泽钢铁公司的埃德加·凯泽，而这个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也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些品种有选择地涨价。
星期五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调子。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还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根据他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经验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他们就不得不都把价格降低下来。”我们于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
阿瑟·戈德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会议，他到纽约去参加与美国钢铁公司行政人员举行的三次秘密会谈的最后一次。总统在开头的怒火消失后，对向他挑战的公司和钢铁工业都并不记恨。他所寻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撤销涨价的问题。那些以比较简单化的阶级冲突观点来看待大企业的人认为，钢铁业故意欺骗了他，应当予以惩罚，而不应当与之谈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钢铁工业的错误行动——这种错误行动使美国总统误解了钢铁工业的意图，他很迟才知道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挑选的时间也使总统显得很不好——是缺乏考虑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产物。要是理查德·尼克松①在白宫掌权的话，钢铁工业的大多数总经理可能多少会审慎一些，因为在1960年他们花了比这一次大得多的代价取得协议后才没有作出让步的。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①在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他们给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给予约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国钢铁公司与仿效其行动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虽然维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实上它的利润却下降了。罗杰·布劳每年的薪金比美国人民付给他们总统的薪金要多好几倍。肯尼迪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诚挚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布劳在钢铁工业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着“让我们给白宫那个人看看谁是主人”的态度，而总统的反映似乎使布劳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惊讶和关切。
当总统在星期三深夜通过查利·巴特利特渠道获悉也许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时，他指示他的劳工部长同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泰森进行商谈。后来，考虑到戈德堡过去曾经是钢铁工业的对头这一点似乎会妨碍该公司屈从，肯尼迪便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公司律师，也代表他参加。在这以前，我们还要求同布劳友好的两个银行家向他指出他的错误行为。受到钢铁工业界尊重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打电报给布劳，要他撤销涨价的决定。当泰森通过中间人提出他同沃尔特·赫勒的一场电视辩论只会使双方更加强硬时，总统便不要赫勒去参加辩论了。
星期四下午。泰森分别会见了戈德堡和克利福德，与克利福德的会见地点是在华盛顿机场美国钢铁公司的私人飞机上。两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可是总统得到口信说，布劳希望谈判继续下去。星期五预定举行一次有戈德堡、克利福德、泰森、布劳和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沃辛顿参加的午餐会。
同布劳后来所说的完全相反，戈德堡并没有发动这次谈判，不过他在两天里都强烈地敦促对方撤销涨价的决定和同意任命一个高级的总统审查委员会。戈德堡和克利福德都强调指出，布劳并没有利用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把他的意图预先通知总统，因此，这一涨价时间的选择，不管是真是假，看来总象是在要两面派。根据总统的指示，他们提出警告说，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有日见阴暗的趋势，对肯尼迪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他们还坚持说，总统可以接受的一项行动，也是唯一的一项行动，就是完全撤销涨价。
可是到星期五举行午餐会时，他们的争论基本上变得没有必要了，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了优势，在午餐时，布劳和戈德堡都接到电话，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钢铁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防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回到白宫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通告带来了欢腾。总统当时已经踏上了到卡罗来纳州海岸外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他要我首先准备一个简短的声明，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主，对那些坚持不涨价的公司表示感谢。其次，他要我同其他合作者确定一下，总统是否有必要发表一项声明。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当我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通过安迪·哈彻向总统汇报情况时，新闻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从收报机上撕下一张纸片放到了我的面前：
新闻简报——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自从罗杰·布劳到白宫晋见总统以后，大约过了七十二小时。在这七十二小时中，总统不管是为来访的伊朗国王和王后祝酒，为他的记者招待会和视察作准备，还是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作主人和履行十多项其他的职责，他把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深思熟虑或采取行动上，力求在这一斗争中，最有效地维护他的目的和政策。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不能不称赞“行政当局的果断”。国外报纸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胜利，不过共产党报纸却感到无法解释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怎么会制裁了它的一个主子。罗伯特·弗罗斯特高呼道，“哦！他不是个好样儿的吗？他不是显露出爱尔兰人的精神来了吗？”但是他所显示的主要不是他的爱尔兰脾气，不是。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赤裸裸的强权”，而是有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虽然1962年的钢铁事件是约翰·肯尼迪反通货膨胀战斗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但是他的胜利与其说是同大钢铁公司较量的一次胜利，还不如说是维护美国总统职权的一次胜利。
同企业的关系
象往常一样，总统在胜利中总是宽宏大量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和解方面。他不许政府的任何发言人扬扬得意，也不许谈论报复。《白皮书》被束之高阁。狄龙和其他人预定要举行的“强硬谈话”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大陪审团是召集了来进行合法和必要的调查的，不是进行威胁的，所以不能解散，可是在司法部长和我参加的一次简短的会议上，总统决定反对在法庭上谋求解散美国钢铁公司的意图，象某些人士向总统强烈建议的那样。总统也不肯支持凯弗维尔的意图，即以藐视罪传讯钢铁工业中不愿透露成本资料的证人。
他花了较长的时间考虑是否要建立一个总统专门小组，就钢铁工业应否提高价格，以及提高多少价格的问题主动提出建议，但是最后认为这更可能损害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促进相互的关系，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对罗杰·布劳特别想显得宽容，因为他对布劳本无丝毫恶感。几天以后，他邀请布劳到日宫去，此后便经常同他商谈企业界的信心的问题。他还要求布劳负责主持企业理事会里为总统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谘询委员会。
虽然总统对于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抱歉，他却利用一切机会来表明：他一般无意干预物价和工资的决定；总的说来，只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自由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竞争就可决定工资和物价，正如在这次事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工业和这一局势是独特的，它要求作出独特的反应，因为大钢铁公司行动的时机和意义不仅对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职务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战；最后，他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任何个人、任何工业、任何公司或美国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抱恶感。既然错误已经纠正了，再进行公开的指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讲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项讨人喜欢的行动都是一种威胁。他们笼统地要他反对通货膨胀，但又要他不反对具体项目的涨价。他们要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不要采取控制海外逃税的办法。他们要他削减津贴，但他们考虑的只是削减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贴，而不是削减给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进口商的联邦津贴。他们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税，但不要减少投资的纳税优惠。
如果股票市场发生跌价时他保持镇静，他们便说，他对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一如果他寻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们就说他是权力狂。如果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劳工也同样强硬，他们又说他对私人企业干预太多。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联邦调解小组建议的解决办法削减了工会为火车司炉工或喷气机机械人员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说这只不过是主持正义。如果协议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业中规定成立一个工会，他们就说这是肯尼迪有偏心。密执安商会的头头说：“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表示怀疑。”
“这些反对意见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逻辑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带头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信念、习惯和交游属于共和党或右翼民主党的人。任何进步的总统所能设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抚他们。肯尼迪不仅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而且他对收支平衡和市场情况都是外行，他是劳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出身于哈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而不恰当的评论说：”他攻击赫鲁晓夫、铁托或任何其他敌人，都不象攻击我们自己的钢铁工业界一半这么激烈。“
这些怨气冲天的企业主大多数对具体的指控或建议并不能意见一致。他们谁也讲不出他们要肯尼迪推行什么经济政策。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减税，有些人又不同意。总统不顾商会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大胆推行的新的运输计划，要求少管制、多竞争。铁路系统认为这个计划是有利于企业的，而卡车业主则认为是不利于企业的。燃煤和纺织工业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但反对贸易法案。其他部门则支持贸易法案，而不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的对企业界人士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赞同上述两个法案的，同时又都认为政府对企业界是敌视的。当人们问到，“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明了什么”时，总统说，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业主是共和党人；第二、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企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在所谓“信任危机”的顶峰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肯尼迪是反对企业界的。然而，大部分共和党领袖和报纸却继续认为，企业界是反对肯尼迪的（这一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而肯尼迪则是反对企业界的（这是不真实的）。
道格拉斯·狄龙说：“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