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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水墨牡丹，愿您前程似锦。”
说着，便饱蘸墨汁，或酣畅走笔，或细心点染，不一会儿便大功告成。夏炯在一旁看神了，伸手便要来揭画，我轻轻挡住，在画上落了款，放下笔，这才说：“夏师长，忙不得，这宣纸吃墨，得晾一晾才行。”
不知道这夏炯是真的懂点字画，还是在附庸风雅，不绝口地只是称赞我画得好，然后双方重新落座。夏炯话锋一转，突然说道：“听说你们武器很差，子弹也不够？回头我拨点款子去置办一些。现在局势乱得很，装备不齐怎么行。”我欠了欠身，很斯文地说：“夏师长，我这几年都在外面教书，跟廖玉璧连书信都少有往来，这次是为了婆婆的事情才赶回来，办完了就要回去上课。你们公务上的事情，还是直接找屈司令和廖玉璧谈谈才好。”
夏炯看了我一眼，笑着点点头，又扯了些闲话，然后一挥手叫来卫兵：“看我只顾了跟陈老师说话了，正事还没办呢。去，去把廖家老太太请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卫兵带着母亲进来了。老人家一见我，就眼泪汪汪地扑了过来。我连忙起身扶住，说：“妈妈，你快谢谢夏师长。玉璧现在和师长都是一家人了，叫我来接你回家的。”
母亲听了，看看我，又看看夏炯，一脸的疑惑。夏炯在一旁得意地点着头，说：“陈老师你看，老太太不是好好的吗？”我说了些道谢的话，就对屈元亮说：“屈司令，你和师长还有公事，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不料夏炯喊了声：“等等。”我一惊，回过头来，却见他叫过勤务兵，拿了二百块钱来，对我说：“陈老师，今天我们初次见面，多谢你的画了。这钱，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是给老太太补补身体；另外呢，外面的栈房不干净，你们今晚上就在这里安排了吧。”
我一听，松了口气，忙说：“不麻烦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把栈房订好了。”说着就扶着母亲出了大门，在街上拐角处叫了两乘滑竿，一口气抬到罗渡溪一个亲戚家住下。
听说我走了之后，夏炯颔首不语，若有所思，最后长叹一声说：“没想到啸聚山林的廖玉璧，娶了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看来此地民间关于她舞枪弄炮的那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了。”
屈元亮后来说起这件事，还直摇头说：“简直是到老虎口边去办交涉。亏得玉屏稳得起，要不然别说是救老太太，只怕是她自己也走不了路的。”
风云突变
从广安救了母亲回来，我又到重庆去运了一趟枪弹，因为路上受了些风寒，一回余家场就病倒了。这天已经是腊月初四，夏炯的一个参谋长结婚，派人送来了请帖。罗平精见了很高兴，说我们该去吃喜酒咯。刁仁义刁大哥在一旁没开腔，玉璧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最好莫去惹事。我们派人送份厚礼去，就说改天再去祝贺。”初五，我烧得厉害。玉璧很着急，要我到元亮家去养病，说他那里清静些，屈大嫂也好照看一下。我说：“没关系，是太累了，歇两天吃两剂药就好了。”玉璧有些着急地说：“最近有些情况你不晓得，夏炯对我们的意图可能察觉了，昨天请我去吃喜酒说不定就是试探。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们要提前起事，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够留在队伍里？”正说着，屈元亮和刁仁义的女人都来了，是听说我病了，专门来照看的。玉璧松了口气，说那也好，转身又忙他的去了。屈大嫂和刁大嫂围着我转来转去，我吃了两副药，又喝了点稀饭，昏沉沉地睡了两天，觉得好多了。
腊月初七的晚上，已经打过了十二点，组织上派段前迪同志送来两份党的重要文件：一份是党中央的政策指示，用白连贰纸石印，字极小，四寸长三寸宽的样子，有六七页；另一份是组织上给玉璧的密令，指示迅速整训好队伍，作好准备，以配合徐向前司令对通、南、巴的进攻。
第二天中午，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玉璧正在拿着昨晚段前迪送来的文件看，忽然一个人气喘喘地跑来说：“城里变了！”
玉璧吃了一惊，手上的文件一下掉在桌子上。
“大哥，真的变了！屈元亮险些被捉，已经跳城墙跑了。他身边的几十个人全被抓了。”
玉璧站起来，两手撑着桌子，望着对面的那张作战地图。这时又跑来一个人说：“大哥，事情不好！徐清浦叫我送信来，昨晚上城里抓了几百人。现在夏炯、罗润德带了四千多人，马上就到。”
“马上集合。”玉璧叫我赶快收拾好东西，又把文件交给我，就出去了。
立刻，军号声哨子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余家场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知道大祸要临头了，都惊慌起来，痛哭流涕地跑来送行。玉璧把队伍集合在场口的一个坝子里，站上一个土堆说：“弟兄们！现在敌人已经从城里出发了，想一网把我们打尽。我们目前准备不够，粮弹缺乏，不能同敌人硬拼，要暂时撤回山去，再找机会狠狠地打敌人。弟兄们！赶快回去把住地打扫干净，不要留一点痕迹，以免老百姓遭害……”
弟兄们回到驻地，急忙地收拾行李，打扫院坝，归还借老百姓的东西。忽然，我们的警炮响了三下，顿时枪声四起，敌人已经赶到了。我连忙和屈大嫂、刁大嫂一起，由八个战士护着，随着队伍往外冲，跑着跑着，就和队伍冲散了。我病还没全好，这一跑一急，就直冒虚汗，脸色苍白，靠着屈大嫂只是喘气。刁大嫂急得不得了，带着哭声说：“大姐，我们冲不出去就回去。他杀人总杀不完，男人们做的事和我们女人有什么关系……”
我四处看看，队伍已经走得很远了，枪声也渐渐稀疏，已听得见敌人吆喝老百姓回去的声音，看样子是跑不出去了。我再看看手里的两支枪，子弹也打完了，只好由屈大嫂、刁大嫂扶着，转回去在后街上一家老百姓家里藏了起来。屋里的人都跑光了，一锅饭焖在锅里，发出一阵阵香气。我四下看了看，将我的两支手枪和川陕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二百元纸币，放在床底下的一口烂铁锅里，然后叫屈大嫂和刁大嫂到楼上藏好，自己也找了地方藏了起来。
半下午了，街上只听到一声声零落的枪响，敌兵开始搜索了。一批走了二批又来，在楼上搜出屈大嫂，一脚将她踢下楼来。屈大嫂滚在地上，口里鲜血直流，两个敌兵伸手在她身上乱摸。我实在忍不住了，从灶屋里走出来，大喊一声：“不准动手动脚的！”
那几个敌兵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这屋子的主人。”
这时候，几个敌兵不知从哪里拉来一个老太婆，指着我们问她认不认识。
老太婆看看我，又看看屈大嫂，一时愣在那里。这时候，刁大嫂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下子跪在老太婆面前大声哭喊：“妈，我是你的媳妇呀，你跟他们说，我是你的媳妇……”
老太婆扶起刁大嫂，点了点头。那些敌兵转过头来，盯住我和屈大嫂，两把雪亮的刺刀顶住了我的胸膛。我用手一挡，手上立即被划开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一个敌兵说你还恶呢，抽出通枪的铁条子就向我打来。另一个领头的一挥手，说：“给我检查。”两个兵挽起袖子就要上来。我两手一推，说声莫忙，接着就自己动手，解开棉袄，敞开衣服说：“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你们看可以，不能动手脚，我一没有银子钱，二没有违禁物。看嘛，检查什么？”
几个兵你看我我看你的，没有人敢上来。那领头的说：“这两个婆娘恐怕不简单，押到罗旅长那里去！”说着就先出门走了。我掠了下头发，趁机转过头看看刁大嫂，又看看床底下。她憋住哭声，微微地点着头。
我们被押到楼外楼我和玉璧住房兼办公的那间屋，一进门就看见肖心如毕恭毕敬地站在屋里，绑都没绑，当时心里就格噔地一下子。听唐俊清说，这人是队伍到了余家场才参的军，先在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因为他吊儿郎当，表现不大好，就下到支队里去了。看他这样子，莫不是出了问题。
正想着，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转过头来。我一看，那人被大烟熏得黄泡肿脸的，一口黄牙，还安了两颗金牙巴，一对耗子眼睛，总是偏着脑壳偷着望人。
他一见我就死死盯住，问这问那的。一个敌兵说搞不清楚，这个女人歪得很。
肖心如立即弯下腰去，在他耳边说：“旅长，她姓陈，陈玉屏，廖玉璧的女人。”
罗润德贼眉贼眼地向我打量了一番，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说：“啊，是廖大嫂，请坐，请坐。”他又指着屈大嫂问肖心如：“这位是谁？”
“屈元亮的女人。”
“哼，跑了男的，捉到女的。”
一个兵走进来对他说：“旅长，外边营长有要事找你。”罗润德站起来，死死盯住我说：“我马上就来，先把她们带到关帝庙去。”
我们被押到了关帝庙，看见上殿下殿关了三四百人，老头、妇女、年轻人、小孩都坐在地下。外面飘着雪，天气很冷，一个老头子就把殿上的菩萨打来烧火烤，一边打一边骂：“谁说菩萨保佑，放他妈的屁。老子几十年来向它磕头，脑壳都磕肿了，还是穷，还是受气。妈的，我早就想把这个庙烧了，来，打！都打了，我心头才舒服……”
一下子，庙上的“二十八宿”都打烂了。庙内升起了浓浓的烟雾，烟气呛人。那个老头子见我和屈大嫂坐在冰冷的地上，冷得发抖，就招呼我们坐过来点，好烤火。我们坐了过去。老人往火里添着柴棍子，叹口气说：“这年成，太不像话。他妈的，把青杠木当成泡桐树来整。这么好的队伍，说是共老二，是匪，要撵走。他们正派？正派个屌！到处杀人放火，抢女人……”
旁边一个老头也说：“李老头，我一篮子油炸麻花，也被那些穿二尺五戴乌龟壳壳的抢去吃完了，一个钱不给。我说了两句，就说我‘通共匪’。我不晓得啥子叫共匪，我只看见他们戴乌龟壳壳的，到处抢人。”
我看四周都站着敌兵，就说：“老大爷，你们少说一句，谨防吃亏。”
“怕啥子？我还要说，人家自卫军的人借了一根线都要还，杨森的队伍一来，见东西就抢，到底谁是匪？”
一个敌兵走过来，大声说：“不准闹不准闹！”那个李老头又站起来说：“要说，怎样？你拿针来给老子把嘴巴缝起来？”
下面的人见我们上面闹哄哄的，又烧了一堆堆的火，都走了过来，围着烤火，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时，人群中出来一个女人，走拢来悄悄问：“陈先生，你怎么没走？”我看是我们机关包饭馆的老板娘，就说：“生病，往哪里走。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哼，他们说我通共，把我拉来的。我不懂啥子‘共’，只晓得他们一拢，就翻箱倒柜地乱抢，把老娘的一对陪嫁瓷坛都抢走了。他们才是‘老二’。”
我轻轻地问她：“你的老板呢？”
她看了周围一眼，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走了。”我说：“那就好，你不要乱说啊！”
她把嘴一撇：“我一个老娘，怕他什么？”
一个卫兵进来找到我，说罗旅长有请，然后把我带到罗润德住的房间里。屋里放了一个行军床，床上放了一床锦缎的被盖；侧边有一个网篮，篮里尽是些酒瓶子、罐头、画报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床边一个小木凳子，歪斜地摆着。罗润德一看见我进去，只是嬉皮笑脸地打招呼，拍着床沿让我坐。我一手把小凳子拖过来，背朝着他坐着。
罗润德说：“廖大嫂，你不要着急，岳池夏师长来电话，决定要放你。”
“放不放随便你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要你……”他离开床边，走到我的面前继续说：“夏师长说，只要你说出你们下面哪些是共产党，就放你。”
我说：“我是在梁山教书，为了母亲无故被关的事才回来的。这次才来余家场几天，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丈夫可是‘共匪’的头子！”我听见他说“共匪”二字，心头一股股的火直往上冒，说：“什么共匪不共匪，我只知道他是杨森委的三防司令。”“哼，三防司令？明明是想骗我们的人和枪来打我们，想得倒周到，我们的军长没有这样蠢。”
我不开腔。
“好，好，不谈这个。我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楼外楼。”
“你认得哪些人？”
“我才来几天，只认识我丈夫。”
罗润德呼呼地出了两口气，瞪了我两眼，把门外的肖心如叫进来，问他：“她是不是才到这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