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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门外闯进来十多个人，七嘴八舌问我好久到的。八儿眼快，一下就认出周辉同，跑上去一把抱住他说：“周爸爸……啊，周叔叔。”
“这娃儿，怎么不喊爸爸了？”
大家在旁边笑着说：“现在都是叔叔了，不是爸爸了。”“你这狗东西，怎么改口了！”
八儿嘻嘻地笑着说：“妈妈说的，只有一个爸爸。”“你说谁是你的爸爸？”
“你们喊大哥的那个高大汉！”
“哈，这娃儿是精灵了。来！给周爸爸亲一个！”
周辉同又把八儿举起来嘻笑了一阵，然后跑到灶房里去转了一转，看见买回来的榨菜，高兴得不得了，撕了一块就往嘴里塞：“哈！这榨菜从哪里弄来的？”
李仲生一看，笑着抢了下来，说：“要吃，切成小块大家尝尝，哪有你一人吃独食的？”
大家又是一阵好笑，夏林说：“你们两个啊，真是自找苦吃，在衙门里给严大爷做事，生活多享福，要跑到山上来受这份罪。”
周辉同嚼着榨菜大声说：“好个屁，在人家胯底下过日子，那才是受罪！”
大家坐下来，摆了半夜的龙门阵，这才知道周辉同他们在岳门铺带上来的人，改编成了一个中队，他任中队长，李仲生任副队长，现在驻在百子洞那边的炭洞子里。夏林又带了些人，住在半山腰的石灰窑里，外面搭了个棚子，条件虽然不好，却比这里暖和。向老大这房子之所以一直没有整治，是因为靠山脚太近，敌人一来人就要撤的。
我看了一转，问：“怎么没看见金积成和唐俊清啊？”夏林说：“他们两个啊，都成了廖大哥的跟班了，跟大哥到顺庆、武胜开会，都好几天了，也不怕狗咬。”我听了奇怪，问什么狗咬，他们全都笑起来。朱老幺说：“大哥走一处，狗腿子们就要咬一路，我们都成了打狗队了，不久前还到南部去打了一群。这才清静几天，看样子狗又要上山来了。”
半夜了，人都散了，我还是没有睡意，要夏林跟我谈谈八儿的身世。
夏林叹了口气说：“大姐，说来话长啊。八儿的父亲，说来你也是知道的，太平场的周老大，党员，小队长。去年腊月余家场事变后，敌人到处屠杀我们的同志，周老大来不及撤退，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敌人又来捉他的女人，他女人病在床上，跑不动，敌人来了，把她也打死了。一个最穷苦的蒋婆婆把八儿藏起来，才逃脱了匪军的毒手。匪军走后，八儿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哇’的一声哭倒在尸体上，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后来我听说了那情景，真是铁人也要伤心啊。”蒋婆婆找了乡亲们，把他妈妈埋了。可这孩子不死心，一天到晚在外面到处跑着找妈妈，一面跑，一面喊，声音都哭哑了。后来，他的叔父周老二下山，才把他带上山来。一上山还是那样，天天跑，到处喊，我们哄也哄不住。没有办法，一次廖大哥来了，我们和他商量了一阵，大哥就去对他说：八儿，不要哭了，我就是你爸爸。打死的是你奶妈、奶爹。要记住，你的奶妈、奶爹是敌人打死的，你长大了要给他们报仇！他望着大哥，还不大相信，又问那我的妈妈呢？我们就说，妈妈被敌人拉去关在岳池城里了；他问岳池城是什么样子，我说，是有城墙围住的许多房子。他又问妈妈怎么才能回来啊？我说，等我们打垮了敌人，你妈妈就会出来的，这才把他哄住。可是他从此就缠上了我。有一天我们在山下打仗，他跑到战场上来了。我说八儿你来干什么？他说打岳池、救妈妈啊！我们听了都很难过，这孩子把我们哄他的话记死心了。
“今天他一听说你回来了，才吃半碗饭就跳跳蹦蹦地跑去接你，看见人就说，我妈妈回来了，我妈妈回来了。”四周静得出奇，我搂着熟睡的八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夏林突然抬头来，看着八儿说：“大姐，八儿是个好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抚养成人。”
我说：“夏林，八儿不仅仅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游击队的儿子。”
第二天，我睡得很晚才起来，走到院子里。夏林正和周辉同商量什么，一见我就说：“大姐，敌人的皮肉又造痒了，我们又要去打狗咯。你和八儿，好生休息两天再说。”我瞪了他一眼，说：“你大姐在监狱里坐了一年，骨头都坐松了，再不打仗，怕二天枪都拿不稳了。”
八儿听了，一旁嘟着嘴，拉着我的衣服直喊：“妈妈，我要去嘛。”我说：“八儿，你莫伙起闹，娃儿家晓得啥子。”说着又和夏林他们商量。八儿不高兴了，仰起头来说：“我晓得的，夏叔叔他们教我爬树跳崖，我还会学八哥儿叫。”
我一听他说学跳崖，立即想到法慧，心头好一阵难过。
周辉同听说我要参加战斗，高兴得很，嘿嘿地笑着说：“大姐啊，夏林他们是打仗的老手了，我还没有‘独立’过呢。这回大哥和老金他们又不在，大姐你就来给我们当个头儿吧。我上山来才听他们说，你打仗在行得很呢。”
李仲生听周辉同这么一说，也在一边乐得合不拢嘴。夏林瞪了他一眼说：“你们真会打主意，大姐现在是我们的总指挥了。”说着就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我们把二百多人分成四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分成两个小组，分布在附近二十多里路的战线上。然后，把山边的老百姓都撤上来，让那些房子空着；再派几个人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装成庄稼人，成天扛着锄头在地里晃，引诱敌人上山来，最后再找机会打。
这一仗，自然是打赢了，敌人的一个连让我们打得丢盔弃甲的一败涂地。而出乎我们每个人意外的是：这次把敌人引上山来的，竟是不听招呼自己抹花了脸、装成叫化子娃娃的八儿！
玉璧他们还没回来。敌人却上了瘾一样，不断地扑上来。我带着大家，选择有利地形，东奔西走，打了好几仗，最后把敌人驻在唐家院子的两个连解决了，除了缴获枪支弹药之外，还缴获了大量粮食、盐，连同敌人蒸饭的甑、铺盖甚至被打死的连长的皮箱，一同搬上了山，真是办足了年货。八儿从敌人的皮箱里欢天喜地拿出半匹洋布，我就用这布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过年。
正在欢天喜地的，玉璧回来了，夏林、周辉同连忙拥着我迎上去。金积成和唐俊清见了，高兴得不得了。玉璧反而红了脸，一把拉过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我来介绍介绍，这位是刘元贞同志，上面派来接替刘铁同志的工作的。大家就叫他老刘政委吧！”
我看这个人，中等个子，和和蔼蔼的，不禁又想到牺牲了的刘铁。
几个支队长在一起，开了个会，我把这几天的情况谈了，夏林、周辉同作了补充。玉璧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拍膝头说：“打吧，好好再打几仗，过足瘾，很快就要打不成了。”夏林问为什么，老刘政委说：“杨森把大队人马都开去打红军，反而被红军定在营山前线，动弹不得，加上老吃败仗，兵员不足，将无斗志，后方又被我们打得恼火，现在大概又想讲和了，正派人来透风。如果这次说好了，我们再把队伍拉到坝上去，好好休整一下。”
夏林一听，说：“又来了又来了，大姐这才刚刚从牢里逃出来呢，就忘了？上次余家场的亏还没吃够？他龟儿子杨森，打屁都不成气，他的话听得么？”
玉璧听了，瞪了他一眼说：“你老弟，说话就这么粗粗莽莽的！这是大计划，我们要仔细研究的。”
大家说了一阵，要走了。玉璧也站起来，夏林拉住他，一脸惊奇地说：“你干什么，不留下来和屏姐说会儿话？一年了哟。你看，我们给她封了个总指挥，打了这么几仗，称职不称职？”
玉璧说：“大家研究的，我有什么话说，只恐怕她……”
周辉同抢过话头说：“只恐怕她累坏了，是不是？”
晚上，夏林把石灰窑给我们让出来，大家都挤到外面棚子里住。夜深了，玉璧拥着我，我们都不说话。好久，玉璧突然说：“八儿，八儿今晚上，跟谁？”
我说：“大概跟夏林吧。这娃娃，怪可怜，连衣服也没有穿的，打起仗来机灵得很，一会儿爬到树上当‘望远镜’，一会儿又当‘开路先锋’，这几仗，他起了不少作用呢。”玉璧叹了口气，说：“是根好苗苗，只是不能让他老跟着队伍，不方便，也危险。”
我说：“那就找个机会带他去重庆吧，跟彬儿在一起，去读书。”
玉璧没直接回答我的话，只是说：“他是个烈属子弟呢，没爹没妈的。”
我笑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说：“我晓得，就当我给你多生了个儿子。”
祸起萧墙
过了年，杨森前线吃紧，队伍都开走了，岳池、广安几乎成了真空地带。我们一边和敌人谈判，一边陆续把队伍拉下山。到正月二十六这一天，除了留很少一部分人在山上，我们最后一批撤离，将各地的队伍安全撤到了余家场、三块石和魏家沟，重新作了调整。全部人员分成四个支队。一支队由刁仁义负责，在合川活动；姚生荣负责第二支队，在岳池东、西关活动；蒋老六作第四支队队长，在武胜一带活动；周俊成负责金滩、丈八滩以及渠河边上的交通运输和组织船夫的工作。我任第三支队的队长，杜仁杰作我的副队长，负责肖家场、赛龙场、罗渡溪一带的工作。一切布置好以后，组织上指示我们以贫苦农民为骨干，选择作战勇敢能脱离生产的战斗员，组成基本队伍，吸收优秀分子入党。限期在三个月内作好一切整编工作，听候调遣。
坐了一年的监狱出来，才知道我们的地盘扩大了许多，人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夏林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在几个中队中，扎在罗渡溪的苏连清、苏同久两弟兄不大稳当，恐怕要去看看。
苏同久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父亲是推翻清朝时被打死的，这常常成为他向人夸耀的本钱，他也就凭着父亲的这点声望，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去年为了赌钱，和人发生口角，打死了杨森的一个连长，被迫拖了一部分人上山为匪，被杨森派人四处捉拿。这时，我们的队伍声势扯得很大，他几次想来投靠，玉璧和老刘政委都未同意，觉得我们任务繁重，分不出力量来改造这样一支队伍，若收编过来，他们在外面胡作乱为，弄得个皂白难分，会影响自卫军的声望。后来，苏同久就找他的弟弟苏连清（第二支队的中队长），缠到支队长姚生荣说，姚生荣见他有人有枪，就私下同意了。事后老刘铁政委和玉璧知道了，曾对姚生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又看到苏同久的队伍里虽然成分不纯，但大部分还是贫苦农民，于是就决定派苏连清、范永安去作副队长，重新拨在我这个支队里，叫我和夏林好生管一管。
正月三十那天，我到罗渡溪，把苏家两弟兄召集在离镇上不远的水口店开会。等了好久，苏连清和苏同久才愁眉苦脸地一道走来。
我说：“苏连清，你们现在情况怎样了，有困难吗？”
苏连清长叹了一口气，说：“困难啊，困难多啊！”苏同久昂起脑壳，一口气就数了一大堆困难：“子弹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钱也没有，光叫革命革命，难道革命就不吃饱饭，革命就不穿衣服？”
我看这情绪不对头，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话不能这样说啊。我们革命就是艰苦嘛，你们地里头还有青菜、萝卜可以掺起吃，山上连青菜、萝卜都没有，没有吃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苏同久哗地一手把钱推开：“说这么多做啥子？你这二十块钱，拿来打鬼？我这队一百多人，还够不到一天用。”
夏林一听这话，很冒火：“张口就要钱，哪有这么松活的，革命工作就是困难！我们和大哥初次起义的时候，好多困难啊，主要是依靠了群众。像你们这样，没有钱就去骚扰群众，坏了队上的名声不说，到时候群众孤立你们，恐怕哭都哭不出来。”
苏连清在一边叹着气，说：“你们不知道，这队伍都是本地的穷人，又怕扯红，如果不打几个大胜仗，让大家痛痛快快过几天快活日子，恐怕……”
我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心想这哪里是个党员说的话，分明是他那个土匪哥哥的语气。这样下去，一定会出大乱子的，看来这两弟兄连在一起，够麻烦的。
我和夏林低声嘀咕了一阵，觉得这些情况要在干部会上提出来解决才行，先得给他们借点钱，以防出乱子。
可是现在为了一个整编的安定环境，除了游击队的死对头之外，又不主张动地方上的粮绅们，加上各方人马正在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