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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叫陈士君的，昂着下巴瞪了夏林一眼：“啥子叫胡说八道？她一个老板娘，未必就是金枝玉叶，开个玩笑都开不得了？哼，我们走，等杜队长回来再说。”说着一挥手，带着十二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喊了声“站住”，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站住了。
我走到那个陈士君面前，盯住他慢慢地说：“陈士君，陈家少爷，我听说你也念过高小，想来也是识文断字的人。布告上最后说，不管哪个犯了纪律，查出来都要枪毙。你说这是军令呢？还是儿戏？”
陈士君一愣，哑了。夏林拿了块板子过来，说：“怎么样？大姐的话听清楚了吗？你们是愿挨枪子儿呢，还是愿意受处罚？”
几个吓慑了，忙说：“愿受处罚。”
夏林拿起板子，每个人打了二十个手板。
过了一阵，杜仁杰回来了，没等我开口就说：“我都晓得了。他几个来告我，我一听就说打得好。要是我来，还要多打二十个手板，还要打重些！我还给他们说，在我们三支队里，大姐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连我都要听她的，你们还敢不听？何况这布告，是我们全体领导研究的，谁都要遵从。”说完，我们几个都笑起来。我对杜仁杰说：“这群人当中，好几个都是苏同久手下的，那陈士君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地主子弟，高小毕业没考上学校，他老子骂他没出息，才跑出来的。今天没服气，恐怕要特别注意。”
杜仁杰大大咧咧地说：“未必又蹦出个苏同久来？大不了跑嘛。这号人，跑一个少一个，少生事。”
我的话当真言中了。当天晚上，陈士君就带了其中的好几个人，以换哨为名骗过守寨门的士兵，逃跑了。
陈士君等人的逃跑，在队伍中引起了震动。我们又开会做了研究，决定在队员中展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为什么参加自卫军？
我和杜仁杰、夏林，分别参加小组的讨论。我的那个组，有好几十个人，大多是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听说要开会，以为像军阀队伍中一样，要清查逃兵的同伙，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说了个开场白：“最近我们队伍里，跑了几个人，据说呢是嫌吃得不好，又没有女人，又不自由，纪律太严了，没得在家安逸。我们开这个会，一是要大家给我们当领导的提意见，这些纪律是不是太严了，或者是只管了大家没管我们自己，大家不服气。二是要大家说点真心话，到底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而不去参加杨森的队伍、土匪的队伍。大家把这些问题理论清楚了，要走的，我们决不阻拦，要留下的，就好好干，再不要三心二意的。”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有人举手站起来发言：“不是我在拍领导的马屁，这些纪律恐怕改不得。要是改了，我们几百上千人都出去抢女人，估吃霸赊，到处乱屙屎，这不跟土匪和杨森的兵一样了吗？我就是被杨森抓了壮丁跑回来的，我不背这张鬼皮！”
还有一个叫杨青庭的小伙子，英俊英俊的，站起来说：“我不晓得人家为啥子来投廖大哥，我是不满意我那女人。”大家一听，哄地笑了起来。他急了，红着脸说：“你们笑啥子，我说的是老实话。大姐，不怕你见识广，我那女人呀，你见了都要打倒退。又丑又老，又歪又恶，还懒，成天要我妈来服侍她。我看到都生气！”
旁边有人说：“既然见不得，怎么又成了你的老婆？”他说：“嘿，你们不晓得，她娘屋里有钱，我家穷，就倒贴陪奁田，估倒栽给我。她嫌我大老粗，非要拿钱喊我去读书，好当啥子公事人。妈的，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从小就放牛割草开山挖地，还读啥子书嘛，我一气就跑出来了。到了这里，才听说了自由恋爱这个说法。二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不死，总要去自由恋爱一回！”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家发言就更积极了。有一个说：“保长欺软怕硬，把地主的指名捐都摊到了我家头上，实在交不起，就把我父亲吊起打，我就跑出来了。结果保长听说我投了廖大哥，就不敢来欺侮了，这两年家里平平安安的。”还有人说：“我们佃田的老板，十二万分可恶，见啥子都要，我屋里连鸡娃都喂不大，我是受不了这口气才出来的。等二天革命胜利了，专门去收拾那个可恶的段四老娘。”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我们是不得回去的，我们还要争取入党，从廖大哥的队伍里跑回去，没得脸面见人。
突然有一个站起来说：“报告大姐，我想回去。”大家听了都一愣，齐刷刷地看着他，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人一见，慌了，忙说：“我不是像陈士君他们那样，要当逃兵，是想请假回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家原来有一块田，卖了半边给地主，哪晓得他早就起了坏心，结果我这半边田越种越小，他那半边越种越宽。我不服，就去告他，结果官府把那块田全部断给他了。逼得我这几年，到处拉船帮工，听说廖大哥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就来投了军。今天当着这么多弟兄和同志，我把话说到明处，请大姐队长准我两天假，让我带这支枪回去，把那龟孙子打了就回来！诸位弟兄，我王某人就当众赌个咒：要是骗了大家，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一会儿，有人悄悄地说：“这个假恐怕该准人家，那地主太可恶了。”于是刚才那个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收拾段四老娘的也等不得了，说他也要回去。还有一个莽汉子站出来大声说：“我投了廖大哥，他们就把我女人抓了，关在武胜城里的监狱里，都一年多了，现在还没出来，丢给我妈照看两个没爹没娘的娃娃。我也不是说这里不好，是觉得不成气候，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又不敢去攻城。实话说吧，我想到通南巴，去投正规红军！”
中午，把那两个支队的情况凑了一下，问题都差不多。王道纯说：“这种情况要开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下来恐怕还要找几个闹情绪的分别做工作。”我说：“王老师，你会说，今天下午开大会，你来讲。”王道纯说：“我讲什么，恐怕是要等老廖他们回来。”陈亮佐说：“王老师，不要等了，有几个地主出身的，闹得凶，莫让他们又兴风作浪。”下午就开大会，由王道纯讲话，他本来就是教师出身，讲得深入浅出的，好懂。他讲了一通要顾全大局的道理，最后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前年子，余家场事变，我们的陈玉屏陈大姐被敌人抓住了，你们说廖大哥心里咋想？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都喊打回去把大姐救出来。救不救得出来呢？也救得出来的。只是那样队伍就要受损失，敌人求之不得。于是，我们陈大姐就在岳池城里，整整坐了一年的班房，还被绑去陪了杀场……”
下面嗡嗡嗡的，一些认不得我的，纷纷站起来看。突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大家都鼓起掌来，连王道纯、夏林他们也对我鼓掌，弄得我满脸通红，一个劲向大家鞠躬。
下来，我们又分别找几个闹情绪的做了工作。那个要请假回去打仇人的，伤心地哭了一场，最后说：“大姐，我现在心里晓得了，暂时咽下这口气，不回去了，反正这枪子儿，早晚给他狗日的留着的。”
每个中队都准备了笔墨，要留下的自己签字，结果都签了或者找人代签了，只有那几个地主子弟不签，我们也不强留，让他们放下枪，走了。
刚刚把这些事情处理完，老刘政委和玉璧他们就回来了，还带着李仲生，同来的还有广安的李希白和李晓北。李希白，也做过小学教员，和我叔叔陈徙南是挂角亲戚，也和玉璧早有来往，常常帮着我们出些主意，做做联络，现在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队伍里的参谋。
当晚，在陈亮佐驻的庙子里召开了大队和支队干部大会。玉璧说：“有件大事，进行很久了，现在有了眉目，跟大家说清楚。眼下杨森把实力都扯到营山去了，他的侄儿杨汉印，带着手枪团守着广安一座空城，本来就心慌，前线又催着赶快补充兵源。可是现在谁肯去打红军？我们又派人到各乡去做工作，结果他们的招兵旗插了一两个月，鬼都不上门。我们这才请了李希白李参谋去说，现在请他把情况介绍一下。”
李希白说：“我和晓北去找杨汉印，他不识字，又刚从前线回来，不了解情况，就叫我们去找他手下一个叫杨季元的。我们给杨季元说，长生寨住了一支队伍，兵强卫壮，都是本本朴朴的农民，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听说很规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像胡乱肇事的土匪，要是招募过来，简直是事半功倍的大好事。杨季元想当旅长，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忙说快请他们来谈判，看要什么条件。”
李仲生接着说：“谈判是我去的，这回我冒充了个大官儿。谈下来，杨季元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一、招安后，我们的部队改称大队，不能分散整编；二、指挥官自行委任；三、枪弹粮款按月领取。广安河对面的新场划给我们驻扎，连城防也要由我们包下来，说是共同维持广安秩序。这几个条件，杨汉印也答应了。没办法，不答应就招不到兵。”
大家都笑了。老刘政委说：“我们这次接受‘招安’，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他的枪弹粮草来装备我们自己；第二是队伍整军之后，杨汉印要开赴营山前线，我们就能正大光明地大摇大摆地通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如果还没等他们开过去红军就打过来了，更好。反正要两面夹击他，跑不脱的。只是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就我们这几个干部知道，谁泄露出去，要军法处置。队伍到了那边，一律要严守营门，不但是普通的战士，不得到允许，任何人都不得随便出入。”
他们说话的时候，玉璧一直在看两封信，这时候晃了晃信纸严肃地说：“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内部的组织纯洁问题。这次逃跑和上次的苏同久的事情，就是个教训。这不，明天有大竹、顺庆、武胜的人来联系加入我们队伍的事情，我们要派专人接待，全面了解他们的情况。比如打过几次仗，领导人的情况怎么样。扩大队伍，当然很需要，可是现在形势好了，什么人都可能混进来，审查这一关必须把紧。还有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对战斗员的政治宣传不够，今后要学习江西的做法，一个支队派一个支部书记之外，每个中队还要有一个政治指导员。”
大家说了一阵，就扯到具体细节上。最后决定由我们三支队先去，报一个团的人数，刁大哥是团长；我改名为陈平，作一营营长，夏林作我的副手，当支部书记；姚生荣作二营营长，苏连清拨在他名下，降职当了个排长，陈亮佐去作支部书记。我们打的是“川北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先过去，其余的队伍都留在长生寨，看看情况再说。
事情说定了，干部们各自回去准备。说了好久的要和红军会师，眼看就要实现了。夏林、陈仁勇走路都在笑，回到队里就宣布每人打两双草鞋，把衣服洗干净，枪擦好，准备到广安驻防。出发的时候，大家把为数不多的枪都藏在衣服里。我和夏林他们一样，换成了男装，穿蓝布滚衫，头戴一顶撮撮帽，斜背两条子弹带，腰间插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手枪，脚上打着布绑带，看上去，就像刁大哥的弁兵。到新街，已经半夜了，我们就在老百姓的街沿上坐着，没有一点儿声音。等了一阵，那个想当旅长的杨季元就来了。刁大哥和姚生荣都迎上去，跟他见面，我站在一边，不开腔。他看见刁大哥和姚生荣都老大老实的，很满意，就问：“你们还有一位陈营长呢？”
我使了个眼色，刁大哥就说：“在后面，明天到。”
杨季元又和我们一道去看队伍，看见我们的人一个个年轻力壮，连连说：“都是种田人吗？好得很，吃得苦。这么多人连铺盖都没有？马上叫人去买谷草，铺盖也要跟着想办法。”刁大哥说：“我们后面的人，还在武胜、合川下头，过不了卡子，希望转告杨旅长，赶快把通行证和持枪证发下来。”杨季元连忙说：“刁团长，请不要着急，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要办到。旅长这一两天就要回来，回来我就去禀告。”
我们就在新街驻下来了。没两天就听到一个消息，说岳池送往廿军前线的军饷，又被我们截了。此时向廷瑞正从前线撤回岳池，杨森打电话回来骂他笨蛋；向廷瑞不服，说听说是杨汉印在长生寨招安的队伍，还没上前线就要截军饷，军长您看怎么处理？杨森正在火头上，就喊“清剿”。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