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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去呀，只要是组织上说的，为什么不去？”
一青又说：“组织问题，我爸也为你做了工作，江油县委已经决定为你接上工作关系，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加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对一时掉了关系的同志采取的特殊措施。”
我听了，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皖南事变”之后，四川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进入了潜伏期，没什么活动。可是竹栖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挂着什么，对于他，我真是无以回报啊。
板车老板
第二天，我就忙着收拾，四处奔走。先是去和清浦和辉同告别，说好了那边若是有了什么着落就和他们联系。接下来又是清理货物和财务上的往来，还决定把宁君和亚彬一起都带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得跟我学着干点事情，不能老让他们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和亚彬坐汽车；宁君让一青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来是他们俩愿意，二来也是为了省两张车票。再说一青这孩子骑车的本事好，不会出事的。我们从岳池经南充、遂宁、三台，整整走了四天才到绵阳。见到竹栖，叙了一夜的旧，第二天就去见邓伯成。邓伯成向来很佩服玉璧，和竹栖也熟，对我的情况很清楚，见了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就商量怎么运送军米的事情。
当时正值成都“抢米风潮”之后，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的一担米才四十元，可是到了七月就涨到了九十多元。工商百业纷纷倒闭，失业的人多得很，有点什么活都抢得厉害。第一批由乐至到遂宁十二万担军米的运送就要开始，我们得很快找到大批的工人，否则就可能被人家抢了去。当时和官仓打交道的这种活路，必须由正儿八经的运输行出面来接，可是我不愿去投靠那些运输行，干那种既担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的事情。于是决定又像当年在重庆开服装店那样，由我们自己组织个运输行来干。
我将亚彬安排在绵阳读书，由竹栖和一青照顾；又匆匆到了成都，让宁君去考上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自己就打扮成一个老板娘，到文殊院外面的一个小茶馆里去吃茶。这里是成都板车行谈生意找活路的“窝子”，到处都是人，有的整天都泡在这里，还是找不到活干。不到两天，我的身边就集聚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一批成色不错的胶轮板车，随时听候调遣。
从接受任务算起，前后不到十天，我就把和工人们签订的协议拿回绵阳。竹栖和邓伯成都大吃一惊，老邓说：“我这两天正在着急，政界军界里的好多头面人物听说了我这里有这个美差，不是来条子就是来人，又是送礼又是送红包的，我和竹栖正担心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没办法拖延了，只得把这好差事拿去换酒钱咯！”
我们把运输行定名为“联昌”运输行，我来兼管全部业务，奔走于成都、绵阳和各地之间。当下就由绵阳的民食供应处开了一个介绍信，又由邓伯成给乐至粮食仓库的主任兰可甸去了一封私函。我拿着到了乐至，没遇一点麻烦就把一份运送十二万担军米的合同手续办好了。我立马赶回成都，一天之内就集合了八十辆板车，星夜赶到乐至。
正在库房装车，就有一个穿长衫子的人走过来，自称是乐至运输公会的张会长，愣眉眼地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没听说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没加入我们板车行公会，就要在这里找饭吃？”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这军米原来都是他们运的，因为出了不少纰漏，又因为竹栖他们做了工作，这碗饭才被我抢了过来。我说：“您先生没听说过吧？这是军粮，军粮和民运不同的。我们都在绵阳邓主任那里入了公会的，不信你问问兰主任。”说完就不再理他，招呼大家起程。
人人都说下力人苦，只有干上了板车这一行，才知道最苦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四川，是军粮和壮丁的大后方，这运送军米的事情一点都耽误不得。不管天晴下雨，工人们都要在路上走，一部车装一两千斤米，配上两三个人，还得一路小心。其中有一段路，太烂，我多次叫县里修，他们都不理，结果刚上路不久，我们就有两部车在那段烂路下陡坡时，侧边的边杠拉不住，车子七歪八扭地冲下来，压死了我们前面的两个拉中杠的工人。为这事我叫工人们把死人和车子都拉到乐至的县衙门前摆起，最后硬是叫县里出了一千块钱抚恤金才罢了。
不过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拉壮丁。当时四川城乡各个保长手里都有送壮丁的任务，大多完不成。而我们的板车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家里多有老小，常常走在路上就被拉了去，一去就没了音信。于是我就将他们编成组，二十部车一组，选出一个人来负责，不能有掉队的。接着我又去找乐至的县长赵永林，说：“赵县长，我们运送军米，可是抗日的大事，要是工人们被拉了壮丁，你可是要吃官司的。你得给我出个布告，不准沿途的保长们拉我的工人。”
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哪有这样对县长说话的？赵永林半天没回过神来，第二天城门上就真的贴出了布告。
可布告归布告，没出几趟车，我的工人在乐至和遂宁交界地方，就被拉了好几个。我对领头的工人蒋林桂发脾气说：“不是叫你们大队人马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吗？”蒋林桂说：“陈大姐，陈老板，我们这么多的人，总有个先后嘛。我们走在前面，他们专门拉后面的人，一来就是十多个高高大大的打手，腰里还别着硬火①。这次我专门让曹大哥断后，可是要不是他体质好挣脱着跑了，连他也被拉了，你说我们这军米还运不运了？”
我一听，就径直往外走。蒋林桂连忙拉住我说：“天都黑了，你到哪里去？”
我说：“天黑了正好，我到赵县长家里去，他要拉我的工人，我就要他在家里也不得安生。”
来开门的，是赵家的佣人，问我找谁。我刚说找赵县长，就听见里面有人在问是哪个。我一把推开佣人，就直闯进了房间。正在床上吞云吐雾的赵永林没想到会是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赵县长，你堂堂一个县长，说话总要算数嘛，大布告上明明说的不拉我的工人去当壮丁，怎么下来又偷偷摸摸地拉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谁拉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工人从乐至到遂宁，走那么长的路，怕是他们遂宁的人干的事吧？陈老板，我赵永林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吗？你看你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来说了一声，我就专门出了布告，这周围团转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人啊，还是要知足，不要动不动就到处支使别人，我好歹还是这里的一县之长嘛。王妈！二天来人要问清楚，不要随便哪个都放进来，办公事自有办公事的地方，有话叫他们都到办公室去说……”
没想到这一仗，我竟然输了，因为没有拿到证据，输在了这个老奸巨猾的赵永林手里。我气冲冲地回来，对蒋林桂说：“下次要是再来拉，你们先给我把人绑起来，然后给我来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天，我的人又被拉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那个姓何的保长正被工人们五花大绑地绑在那里，等候发落。
我坐在乡公所的竹椅子上，问他知不知道县里出的布告。那家伙把脖子一昂，不答话。我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奇怪，就说：“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拉了板车工人以破坏抗战论处，你知不知道啊？”
他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话。我站起来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巴掌：“这何保长看样子是没把我们运军米的放在眼里，干脆把他丢在这板车上，拉到成都去游街，然后押到省政府去报案，以汉奸论罪，枪毙！一个小小的保长就敢这样无法无天的，我们还敢运送军粮支持抗战吗？”说着几个工人就七拉八扯地动了手。
这一下，那姓何的才怕了，一脸发青地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县里给我们下了这样大的数字，我们实在是到处都拉不到人，就只好来拉你们的……”
我说：“怕没有这样简单吧？你就不怕我们去告了县长，治你的罪？”
他又支支吾吾的，工人们一看，就知道有名堂，一哄而上又要动手。何保长连忙喊着：“我说我说，就是赵县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说这条公路上成天有成百的壮汉子在拉米，你们就不晓得打主意吗？你们拉你们的，我就当不知道便是了。”我说：“这就好。你呢，受人支使，我们也不难为你，你就挨个给这些受了惊的弟兄们磕一圈转转头，就算饶了你。不过要麻烦你跟我们回县城去走一趟。”
大家一看，都要跟我走。我抬头一看天要下雨，就转身对大家说：“这么百把人围着，窝了工还是大家吃亏，林桂，你带着大家赶路去，我们就留下十来个弟兄吧。老曹你来点将，其余的还是去干你们的活路，这种场面我见过，不怕的。”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说：也好，留下来的弟兄们，活路和工钱都摊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叫人搭车送个信来，这里到遂宁，前后也不过那么点路程。
送走大家之后，我们刚刚上路，迎面来了当地的一群地痞恶棍，都拿着锄头扁担，为首的一个手里还挥着一支二十响，冲着我一阵地乱叫，叫我把他们的“何大哥”放出来。十多个工人弟兄没见过这场面，一时都不知怎么办了。我看来者不善，赶快叫老曹把那姓何的绑好，自己跑到镇上的乡公所里，一看那乡长正在着急，就说：“你别怕，借个东西给我，我保你一点事情都没有。”
乡长问我要借什么？
我说：“枪，把你的这枪借给我。”说着一伸手，就把他腰上枪盒子里的那支枪抽了出来。接着一转身，看见他身边的一个乡丁腰里还有一支，一伸手又抽了下来。然后一趟子跑到场口上，端把椅子一坐，说：“谁放过来？过来我就不客气，这枪子儿不长眼睛，谁敢来试试，叫他老婆娃儿今晚上就披麻戴孝！”
那乡长一看我这阵仗，吓得不得了，跑到我面前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地说：“陈先生，陈老板，都是江湖上的人，啥子事都是说得清楚的嘛。你老人家火气这么大，伤了身子也不好，你看是不是我来做个东，请诸位吃、吃顿饭……”我说：“乡长你是个聪明人，咋这点办法都想不起？你赶快给这些人说清楚，要是挡着我们，他们的‘何大哥’九死一生；要是放了我们呢，保他一点事情也没有。他们若是不信，你这位乡长大人就出面担保，出了事情我们大家负责。”
这样的保，乡长大人当然是不会担的。我就拿着枪，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到后半夜，我心里突然一阵阵地难受，老曹说：“陈老板，你这是累的，又累又饿，今天可是连中午饭也没吃啊。你去歇一会，吃点东西，我们来看着吧。”我说：“不了，老曹，你们没见过这场面，有的事情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你去给我找点吃的来，来两个人在我身边守着就行。”
老曹在街上找了半天，结果只找到了一点糊饭锅巴，让我就着点冷开水吃了。
我靠着椅子迷糊了一会，天就麻麻亮了。我一看，那一群地痞都悄悄地散了，就和大家商量，要拉着那姓何的上路。不料有人直扯我的衣服，我一看，是那个乡长，嚅嚅地说：“陈老板，我的枪，把我的枪还我吧？”
我这才想起，说：“李乡长，你忙什么，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到县城走一趟，当个见证人。”
我们拉着何保长回到县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姓赵的，却见县里粮政科的许科长迎了出来。我说：“许科长，赵县长怎么不来呀？我们好不容易拉了个人证又找不到他的人影，是不是硬要我把这个人证拉着满城满街地找啊？也好，许科长，也委屈你一下，我们没汽车，可板车多的是，选两架最漂亮的，你和何保长一人坐一架，再找两个标标致致的小伙子来拉，要不然对不起您老人家亲自出面来迎接。”许科长忙说：“陈老板，您别……本来赵县长是要亲自来的，确实是公务在身，就全权委托给我了。”
我说：“是全权委托吗？”
他说：“当然。”
我说：“那好，你今天看着办吧，人证物证都在这里。赵县长的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的，若是拉了我们板车工人的壮丁，以破坏抗战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