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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的汉文课堂中是我的极乐世界，其间我可以偷看些书籍。我们的汉文教员是老学究，也许是学问深邃的，可是就我看来，均是十分怪诞可笑。他们都是旧式的温静文雅的君子，可是不会教授功课，加以他们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诉我们可以用汽车由中国到美国去。我们饶有地理知识，忍不住的哄堂。记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约四尺十寸高，费了整个学期的时间，只教了我们四十页大字印刷的中国民法。我十分愤怒。每一点钟，他只讲解其实不必讲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虚耗光阴也不出十分钟工夫使可讲完了的，其他的时间他却作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学生，不望着书卷，也不望着墙壁上。这真是偷看书籍最好不过的形势了。我相信我在此时看书是于人无损，于己有益的。在这时期，我的心思颇为发育，很爱看书。其中有一本我所爱看的乃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Chamberlain's“FounB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却令我的历史教员诧异非常。我又读赫克尔《宇宙之谜》（Haeckel's “Riddlle of the Universe”）、华尔德《社会学》（Ward's “Sociology”）、斯宾塞《伦理学》（Spencer's “Ethics”）及韦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论》。我对于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明证很感兴趣。我们的图书馆内神学书籍占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作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无措。
我在英文课堂中也不见得好一点。我爱法文和心理学，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学两堂功课即如忍受汉文课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时是个不合时宜的分子。最同情于我的教员乃是一位历史教授Professor Barton，他就是见我读张伯伦的巨著而诧异的那位。可是他对于我在他讲演时间常向窗门外望，也不能惬意。总而言之，我由课堂的讲演中得益无多。在那里我没有很多发问的机会，而又不能剖开教员的心腹而细细察验，如同对付一本书的著者，也不能如在书中自由选择我所要知道要搜讨者。当我听讲演听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语，又不能个个字笔记起来。好像我看书时把合意的，有趣的几行用笔随意加以符号，藉以慢慢萦回咀嚼。我最恨积分，虽然各种考试我都合格。有时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员，令其相信我知晓功课而已，但有时我以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样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
第四章 与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触
然而入学校读书，对于我个人究竟没有甚么损害的。在学校所必须学的东西，很不费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谢圣约翰教我讲英语。其次，圣约翰又教我赛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胸部得发展；如果我那时进了别的大学，恐怕没有这机会了。这是所得的一项。至于所失的项下，我不能不说它把我对于汉文的兴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国毛笔。后来直到我毕业，浸淫于故都的旧学空气中，才重新执毛笔，写汉字，读中文。得失两项相比对，我们觉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由此看来，我在成年之时，完全中止读汉文也许有点利益。那令我树立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基础，而令我觉得故乡所存留的种种传说为一种神秘。因此当我由海外归来之后，从事于重新发现我祖国之工作，我转觉刚刚到了一个向所不知的新大陆从事探险，于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之新样，紧张，和奇趣。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
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Dr。 F。 L。 Hawks pott）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而对于我感力尤大者则为两位外国妇人，一为华医生夫人，即李寿山女士（Mrs。 Harmy，then Miss。 Deprey），她是我第一个英文教师，一个文雅娴淑的灵魂也。其次则为毕牧师夫人（Mrs。 P。 W。 Pitcher），即寻源书院校长之夫人，她是温静如闺秀之美国旧式妇女。完全令我倾倒的不是斯宾塞的哲学或亚兰布（E。 A。 Poe）的小说，却是这两女士之慈祥的音调。在易受印象的青年时期，我之易受女性感力自是不可免的事。这两女士所说的英文，在我听来，确是非常的美，胜于我一向所听得的本国言语。我爱这种西洋生活，在圣约翰有些传教士的生活——仁爱、诚恳、而真实的生活。
我与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触是在厦门。我所记得的是传教士和战舰，这两份子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会学校之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观点，一向不怀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才明白真相。当我是一个赤足的童子之时，我瞪眼看着一九○五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演的战舰之美丽和雄伟，只能羡慕赞叹而已。我们人人对于外国人都心存畏惧。他们可分为三类：传教士的白衣，清洁无瑕和洗熨干净；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随街狂歌乱叫，常令我们起大恐慌；其三则为外国的商人，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随意可足踢或拳打我们赤脚顽童。
然而他们的铜乐队真是悦耳可听。在鼓浪屿有一个运动场，场内绿草如茵，其美为我们所从未看过的。每有战舰入口，其铜乐队即被邀在此场中演奏，而外国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们确是君子——即在场中拍网球，而且喝茶和吃冰淇淋，而其中国细崽衣服之讲究洁净远胜于多数的中国人。我们街上顽童每每由穴隙窥看，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然而我在中学时期最为惊骇的经验，就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中开一大跳舞会。这是鼓浪屿闻所未闻的怪事，由此辗转相传，远近咸知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了。我们起初不相信，后来有几个人从向街的大门外亲眼偷看才能证实。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丑态怪状对于我的影响实是可骇可怕之极。这不过是对外国人惊骇怪异之开端而已；其后活动电影来了，大惊小怪陆续引起。到现在呢，我也看得厌了，准备相信这些奇怪的外国人之最坏的东西了。
第五章 宗教
我的宗教信仰之进化，和我离开基督教之长远而艰难的程序，与乎此程序所给我内心许多的苦痛，在此简短的自传中不能认真详述了，只可略说其梗概。我在童时是一个十分热诚的教徒，甚至在圣约翰加入神学院，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的；我父亲对此举之同意，是很为疑惑和踌躇的。我在神学班成绩不佳，因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过了一年半便离开了。在这种神学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耶稣是童女所生和他肉体升天两款是首先放弃的。我的教授们本是很开朗的，他们自己也不信这些教条，至少也以为是成为问题的。我已得入犹太圣殿的至圣所而发现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无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步的神学思想如此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肉体飞升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这是伪善吗？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不诚实，是不对的。
大学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授课之时，我仍在校内自动的担任一个星期日圣经班，因而大受同事们的非议。那时的形势实是绝无可能的。我在圣经班的恭祝圣诞会当主席，而我却不相信东方三博士来见耶稣和天使们半夜在天上欢唱等等圣诞故事。我个人久已弃置此等荒谬传说，然而此时却要传给无知的青年们。然而我的宗教经验已是很深的了，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类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一日我与清华一位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孔便真心爱他。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邪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出去，因为他们不特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
第六章 游学之年
我长成后的生活范围太大，在此不容易尽述。约而言之，我与我妻在海外游学那几年是我最大的知识活动时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极幼稚时期。我俩本是一对不识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赖，虽有勇敢冒险之精神和对于前途之信仰，然而现金甚少而生活经验也不足。我妻的常识比我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逐个银元拿在手上数数，藉知我们可以再留在外国几天，而我却绝对不晓得我们的经济支绌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总可以过得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国神奇的四年，我以为我的观念是不错了。我们真个过得去，竟在外国留学四年之久。——那当然是要感谢德国马克之跌价了。我们俩在社交上共同出过几次丑，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直到今日我还不能记得清楚擦黄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搁在放面包的小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饮茶或喝酒之时，还错拿别人的杯。我们有一次走进一个教授的家里——在请帖所订时间一星期之前——告诉那个女仆我们是被邀请赴宴会而不会赶快退步走。我俩生活合作：我妻为我洗衣服和造很好的饭食，而我则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时，我绝不知道大学校里的生活，甚至未尝看过一次哈佛与耶鲁足球之战，这是哈佛或耶鲁教育之最要紧的一部分。然而我从游Bliss Perry，lrving Babbitt，Leo Werner，von Jagemann几位名教授，却增长了不少真学问。卒之，我的半官费学额停止了——那半学额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华服务三年所博得的。由是我投车赴法国去，即在第一次大战告终之时。
在法国青年会为华工服务之时，我储蓄了些美国的金元，藉以可到德国去。我们先赴殷内（Jena）①，一个美丽的小市，过了一学期又转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因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