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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自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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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堕落又怎会是“完全”?这点真理要渗透神学家的心是多么难!(我必须说长老会是比加尔文伟大。我信耶稣,但反对加尔文。)
  我认为佛洛伊德是一个最奇怪的造物。他有土拨鼠的本能,能向黑暗隐藏的地方钻,搜出东西隐藏的地方,把一大堆污泥拨到地上。在千万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佛洛伊德。这些有独创思想的人的作品,读来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新鲜的,直到凋萎及变坏的时候,也未经人手一再接触,不当的接触。且佛洛伊德发现一个内在的我,所呈现的影像和佛的没有多大差别。一个有多么讨厌的蛋在其中的巢!叔本华的未确知的、阴森的、原始的种族驱逼及种族督促,也同样是实在的。但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些近代学者学到对于罪有较佳的了解。我们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作者及其它的人要谈及魔鬼的势力,且把它们化为撒旦。佛洛伊德也谈及超乎理性控制本能的强暴而主动的力量。如果你喜欢,可把这些本能说成魔鬼,但人没有必要用言词来催眠自己。
  这是我对一切宗教而特别是佛教所想说及的。如果宗教是意味着超脱凡世的,我反对它。如果宗教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现世,知觉的生活中走出,且有多快就多快地“逃避”开它,像一只老鼠放弃快要下沈的船一样,我是和它对立的。我以为一个人必须有中国人的共有意识,勇敢地接受现世的生活,且像禅宗的信徒一样和它和平共处。而我强烈地觉得宗教(任何宗教)一天固执着一个来世,趋向于否定现世,且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这般丰富有知觉的生命中逃避,我们将因此种做法而妨碍宗教(任何宗教)与近代青年的意识接触。我们将是上帝真正不知感恩的儿女,甚至不值得禅宗的信徒称我们为堂兄弟。
  如果我必须在逃避此世的灵性主义,包括以肉身为耻辱,和一个死硬的、异教的唯物主义之间作选择;又如果我必须专心地默想在我灵魂某一个黑暗角落里的罪恶,和在大溪地与一个半裸的少女同吃香蕉而对罪毫无觉察之间作选择,我愿选择后者。我个人的思想及感觉是不重要的,但如果这是许多近代人的感觉,那就值得那些宗教家去想一想了。圣保罗说:“地上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主的。”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一、方法在宗教】
  在任何宗教讨论中,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一种方法上的讨论是必要的。人不能用一根铁撬来撬开一个蚌,借用一句圣经的比喻,人也不能带骆驼通过针孔。一个聪明的医生不会用一把金铰剪来切开冠状动脉,这样做是不成的。但现代的西方人已尝试用笛卡儿的逻辑来接近上帝。
  今天在宗教上,方法的讨论是最重要的。因为现代人心想到宗教时的迷惑,大部分是由于一种方法上的基本错误,且可归因于笛卡儿方法的得势,以致过度把重心放在以认识理性为首要这方面,这样对直觉了解的重要性,便产生不适当的概念。巴斯加说:“我不能宽恕笛卡儿。”我也不能。因为在物质知识或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范围里面,用时间、空间、活动及因果关系等种种工具,推理是最好及最没有问题的。但在重大事情及道德价值的范围——宗教、爱,及人与人的关系——里面,这种方法奇怪地和目的不合,而事实上完全不相关。对这两种不同知识范围(事实的范围及道德价值的范围)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宗教是赞赏、惊异,及心的崇敬的一种基本态度。它是一种用个人的全意识直觉地了解的天赋才能;一种由于他道德的天性而对宇宙所作的全身反应;而这种直觉的赞赏及了解比数学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属于一种较高级的了解。科学气质与宗教气质的抵触,就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乱用,以致于道德知识的范围被只适于探索自然范围的方法压抑。
  笛卡儿在假定人类的存在必须透过认识的推理来寻求它的实在的证据上,造成了首要的错误。他完全信赖认识的理性,及这种今天仍是近代哲学的基础方法的优越性,结果造成近代哲学差不多退化为数学的一支,与伦理及道德完全分家,且有点羞于承认上帝为不可思议、不可量度、超过他们的方法所及之领域。因为在科学范围中,人必须设法避开一切不可量度的东西,而上帝及撒旦,善及恶,都确是不愿受公尺的量度。在笛卡儿的方法中,还有较小的错误及缺点,因为甚至在科学中,对全局及对“物之适”合理的衡量,也是科学思想日常程序的主要部分。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心眼来看,否则科学家不会有任何进步。而笛卡儿在完全不许可心物的分离上,造成第二种错误,成为当代科学中日益难以防守的理论。
  中国人在许久以前已在宗教中完全摒弃逻辑那个方式,我相信是由于第二本能。如我们所已知,佛教禅宗的发展,是以不信任逻辑的分析为根据,而在笛卡儿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觉得禅宗很难了解。基督教最令东方人震惊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学,都对宗教作学院式的研究。那错误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但在一个以理性为首要多过以感情及人的全意识为首要的世界中,这种错误甚至不为人所发觉及被忽视。科学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完全不适用于宗教的范围。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来为无限下定义,像谈论物质的东西一样谈论灵性的东西,而不知道他所处理的题目的性质。
  我常对那些硬拖科学来维护宗教的人怀疑。热心宗教的人喜欢从自然科学找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古代信仰。这是一种来自尊重科学威望的习惯,而这种威望是完全应得的威望。但热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识为首要,常喜欢窃取一点自然科学的碎屑,或自然科学家的承认。以为只要像卖药品的人,用沙哑的声音高喊:“四个医生有三个推荐……”民众就必然被感动,因此卖药的必须高喊他的货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学的临床证据,它应有更多的自尊心。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宗教知识的武器,是人心低沈轻柔的声音及热情。是一种用直觉的能力来猜测真理的微妙警觉。但近代人缺乏的刚好就是这种技巧及机警。
  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关于宗教的思想惶惑不安。因此假定有一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其实只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于曾受教育的人们心中,存在于笛卡儿信徒的心中,或存在于学院式的推理方法之中。
  就全体而论,中国人与西方思想方法之间最特别的差异可用下表来表示:
  中国人
  西方人
  科学
  不完全的
  理性及数学
  哲学
  在伦理上的直觉判断及对行为的严重关切
  数学继续增长的侵犯,并与伦理分家
  宗教
  否定逻辑倚靠直觉
  数学心与人的全意识之间的斗争
  海涅在他的“游记”“Reisebilder”中,给关于上帝及宗教的争辩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
  〖当烤肉烤得太坏的时候,我们争论上帝的存在。但我们的好上帝常是有权威的。在这里进餐的人只有三个有无神论的倾向;但如果我们最少有好的干奶酪来做餐后点心,这几个人甚至也会动摇。最热心的有神论者是小参孙,而当他和瘦长的范彼德辩论上帝的存在时,他有时变成十分激动,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呼喊:“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瘦长的范彼德,一个瘦小的法国人,他的心灵平静的像是荷兰运河里面的水,而他的话拖曳到像拖船一样懒慢,在他曾在雷敦勤勉学过的德国哲学中抽出他的论据。他笑那些把一个人格的存在归于上帝的人头脑狭隘。他甚至控告他们侮辱,因为他们赋给上帝智慧、公道、仁爱,及其它同样属于人类而完全不适合上帝的德性;他们在一条只适于观察人类性质的路上走,而把上帝视为人类的愚昧、不公平及仇恨的对比。但当范彼德申述他泛神论的观点时,他被肥胖的斐希丁阻扰。斐希丁坚决地指摘他的散布在整个自然中上帝的模糊概念为错误,因为这等于说上帝是存在空间中。……其实人想及上帝时,必须把他抽离一切实在,而不将他想象为一个占空间的形式,只是一种事情的秩序。上帝不是存在,纯是动力——一个形而上世界秩序的原素。
  听了这些话,小参孙因愤怒而忘形,甚至更疯狂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更大声地喊:“上帝!呵,上帝!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呵,上帝!”我相信如果他的手臂不是这般瘦,他会为上帝的光荣而殴打肥胖的斐希丁。好像他有时真想袭击他,而那个肥家伙拿着小参孙的两只小臂,温和地捉住他,没有把他的烟斗从他的唇上拿开,温和地申述他的见解,偶然把他空洞的论据连同他的烟喷在小参孙的面上,于是那个小人儿差不多被烟及愤怒所窒息,更可怜地哀鸣:“呵,上帝!呵,上帝!”
  但上帝并不来援助他。虽然他是这般勇敢地维护他的道。〗
  这是为神性而辩争的无用之一例。这些学者的大胆评论有什么价值?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看见这三个宗教学生在咖啡厅里辩论,三个大抵是变形虫后裔的小心灵辩争上帝的性质及性格的情景,必然觉得是一种奇观,十分有趣且可激发思想。但可注意的是上帝永不会来解救,而每一个有意识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家伙永远得不到什么结论。
  重要的是,那三个宗教学生的情形,和主后四世纪辩论雅典信条时的情形,仍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没有烟吹在别人的面上,但每一个都像范彼德或参孙一样绝望地相信自己。他们所想做的是把三位一体的三个分子放入一种逻辑的关系,一个对于主教甚有价值的论题。他们同意的第一点是这三个上帝的成份是三个个体(Person)而只有一个“本质”,一句在谈及上帝时是有点可笑,但我们必须承认是有哲学意义的话。甚至“Person”(个体)一字立刻牵涉到用人类的名词来界说神。最大的辩论是三位一体三个分子之间的分别。那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论题!所有三个分子都不是被造的。但是最困难的地方是分别三位一体中的两个分子和父神之间的逻辑的关系,而它最后决定圣子不是被造的,是父所“生”的,而“圣灵”既不是被造的,也不是“生”的,只是从父而“出”的,用灭亡来威胁那些坏到不能同意此说的人。当大家同意“圣灵”只是“出”的时候,辩论便环绕着它究竟是直接从父而出,抑或透过子而出。就在这个学院式的针尖上,东方希腊正教会离开罗马迦特力教会,而在十一世纪,罗马教皇及希腊正教的大主教都为上帝的光荣而互相驱逐别人出教会。如果这不是不敬上帝,什么才是?
  【二、现在的姿态】
  事实上宗教思想的混乱,并非完全由于笛卡儿所推行的方法,而是原来就是学院式的。只有那些有太多时间、安全,及酒的修道士们,才能产生出这样一个有脑筋的孩子。宗教对于无数人有无数意义,故宗教信仰现在的情形。是容许人在态度及意见上有广泛的差异。威廉·詹姆士在他“宗教经验的种种”的讲学中,会给我们一幅各种不同宗教设施及信仰的复杂图画,其中包括某些很荒谬的。在所谓宗教信仰及意见的繁茂丛林中,一切谬见,弗朗西斯·培根的“四个偶像”,都被介绍了。一切偏见(种族的偶像),例如上帝必然是一种人性的存在,一个神人同性的上帝的观念;一切和个人或国家的成见相符的信仰(洞穴的偶像),例如做一个基督徒和做一个白人,事实上有同样意义的流行习惯;一切言辞的虚构及混乱(市场的偶像);及一切以人造的哲学系统为根据的不合理的教条(舞台的偶像),例如加尔文的“完全堕落”的教义。
  圣经提供我们的一些耶稣同代人态度事例,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第一是希律王的女儿撒罗米的态度。她要施洗约翰的头,这是今天共产主义的态度。这种撒罗米态度,她唯一的想望是看见宗教的被苛责和蹂躏。还有本丢彼拉多的态度,因尼赫鲁而为人所欢迎的在任何善恶斗争中抱持中立主义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说,我不以为本丢彼拉多的地位不寻常或不普遍,按照他特殊的“洞穴的偶像”(国家的立场)而论,它甚至是做得对的。他没有理由淌入犹太人那盘混水。对于这件事他洗了他的手,且他曾说:“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一句讽刺谚亚法的话,意思是“看,你的犯人在这里!”本丢彼拉多的中立主义,最少比尼赫鲁的更为真实。尼赫鲁在苏彝士危机的时候,发出反对白色帝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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