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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要是做不来，我们就忘了它。“
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因为我最不想自己受伤。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很紧张了，尽管格伦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这是——次球员们都记得的冲突，不只是那些参与的球员，还包括其他队员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在下一场比赛中仍可以上场，我只能祝自己好运了。
英格兰队同阿根廷队的比赛由于众多原因，每次都会是热门一并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和足球有关。在阿根廷，人们把我们叫“德比”的比赛称为“经典”：不仅仅是相邻的球队如曼联对曼城或英格兰对苏格兰，而且是有历史传统的体育活动，如曼联对利物浦或英格兰对德国。在来自不同大洲的球队之间，他们只承认一场“经典”，那就是“我们队”和“他们队”。难怪它更具吸引力，1998年在圣埃蒂安的比赛也不例外。我当然很兴奋，期望它的到来。从世界杯开始以来，我就一直被搅得心神不宁，承受着情绪上的打击。但有一阵子，我除了准备迎战阿根廷队外，再没想过其他事了。我当然没有想到，比赛和赛后会发生的那些事。
那晚开局很好：一场精彩的比赛，对我们队而言更是超越了比赛本身的意义。
在阿根廷队依靠巴蒂斯图塔的一记点球领先我们仅5分钟后，阿兰·希勒同样依靠点球将比分扳平。他上次为英格兰队打入点球还是在1年前，但我们都知道他会罚入的。5分钟后，我塞给欧文一个直传球，他打入了那粒精彩的进球。接着他们又得一分，半场时比分为2比2。在更衣室里，教练讲了几句话，是关于扎内蒂打进的第二粒任意球的防守问题。不然，我们真的等不及要出去立即开始比赛：这场球眼看就要赢下来了。我哪里会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到我身上来呢？
我认为迭戈·西蒙尼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优秀，但作为他的对手确实让入恼火一他总在你周围，叩到你的脚踝，向你找岔子，这让球员们很反感，他也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也知道霍德尔在世界杯之前说过，他很担心我在压力之下容易激动。我原来在比赛时也不会和他惹麻烦的，但就在半场结束时，他在我身后朝我喋喋不休。
后来，当我倒在地上时，他好像要弄乱我的头发，还拽了一下我的头发。我趴在地上，向后抬起了我的腿，朝他轻扣了一下。这是本能的反应，但却是错误的，你只是不想承认罢了。我受到了挑衅，但几乎是同时我做出了反应。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西蒙尼当然就顺势倒下，好像被狠狠踢了一脚。
我犯了个大错，被罚下场了。加利·内维尔从身后走上来，手搭在我的肩上，在我的背上拍了拍。
“你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做？”
他没有向我发作。加利只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踢西蒙尼，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主裁判基姆·尼尔森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只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红牌。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现在看看录像：西蒙尼表演得像需要特别护理一样；贝隆正告诉主裁判他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主裁判拿着红牌；巴蒂斯图塔在点头，似乎他认为这很公正；而我却走下场，眼睛已经盯着通道了。我不是生气，我脸上的表情告诉了人们：我的意识早已经混乱了。西蒙尼设下了圈套，然后我钻了进去。不管在我身上还将发生什么，我将永远记住这60秒钟。
甚至在我走出边线之前，特里·拜恩就已经从长凳处跑来了。
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和我一起去了更衣室。我一到更衣室，就给在美国的维多利亚打了个电话。显然找还没有看过重放慢镜头，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正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里看直播，说有些情况不是真的。我被罚出场这件事没入能讲得通。它为什么发生了？
没什么话可说了。
特里和我呆在一起。我冲了个淋浴。很长时间的淋浴，好像要把这一切都冲掉一样。突然，史蒂夫·斯拉特里冲进来喊道：“我们得分了！索尔进球了！”
我从淋浴间跳了出来，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进球被判无效。我穿上一件长袖运动服，一个法国籍的国际足联官员走进来，告诉我需要去一下兴奋剂检测室：至少那里有—台电视，这样我就能看比赛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了。我在通往赛场的通道处看了加时赛。我根本看不进去眼前展现的一切，似乎红牌把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其他记忆都清除了。但大卫·巴蒂射失点球、阿根廷球员冲向门将庆祝胜利的那一刻却沉积在我的脑海中。明天我要离开这里了。
那晚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但我却有不可思议的事作为支柱：我很快就可以和维多利亚团聚了，她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个孩子。在英阿大战之前，英格兰队抵达圣埃蒂安那天，我们刚下飞机我就收到一条短信。
“大卫。我是维多利亚。尽快打电话给我。”
我上了汽车就给她打了电话。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她说。
“什么好消息？”
“我怀孕了。”
简直难以相信。我高兴极了，真想站到座椅上大声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到球队大巴的小卫生间里，上上下下跳个不停，拥抱我自己。我太高兴了：这种好消息、你绝对想和每—个人分享，当然，我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在圣埃蒂安的那晚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它们被体育场四周的闪光灯照得更清晰了：我被罚出场，与维多利亚的电话，想起来我就要做爸爸了。
接着，赛后在停车场看到了我父亲。但其他的事呢？从我的眼光来看，全是——片的模糊：比赛还在进行，但我好像是借助拿反了的望远镜在观看比赛，怒火、挫折、惭愧。不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比赛结束时。英格兰队的球员们走向体育场的一端，英格兰队的球迷聚集在那里。我不大想去，所以我转身去了更衣室。那时，格伦·霍德尔正接受现场电视采访，他说如果是11入对11人比赛，英格兰队应该能赢。报纸和其他所有入，当然也都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我的错误导致英格兰队输给了阿根廷队。
球员们都回到了休息室，室内死一般的沉寂。阿兰·希勒坐在我旁边。我只想说：“对不起，阿兰。”他只是盯着眼前的地板看。
球员能有什么说的呢？赛后，每个球员只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想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托尼·亚当斯走过来找我。当我第一次代表英格兰队和他—起踢球时，托尼快把我吓死了。在小组赛客场对格鲁吉亚队，出场前几分钟，在更衣室里，他站起身说：“小伙子们！我们赢定了。我们应该赢。我们来就是为了胜利厂不仅仅是托尼的声音很大，而且。是他声音里饱含的激情和决心让我记住了他。
我不敢相信他的语气那么凶猛，那—刻你被—种新的意义上的承诺震撼了。并不是你以前不关心，但是在那个更衣室里，目睹了说这句话对托尼有多重要，那是对刚刚开始踢国际比赛的球员的一种激励。
在圣埃蒂安英格兰队的失利同样也伤了他的心，尤其是他认为自己也许再也不能代表国家队出场了。那晚在更衣室里的感觉真是糟透了。失望之极。但是托尼走了过来，一手搭住我的肩：“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优秀的球员。能和你一起为英格兰踢球我很自豪。从这件事上你可以变得更坚强。
你会变得更出色的。“
我们离开了体育场，我的父母在球队大巴边等我。我扑在父亲的肩上开始抽泣。
我停不下来。现在想想真有点难为情，但在那个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最后我终于平静了下来，父亲把我送上了大巴。我坐下来，头倚着冰冷的窗户。加利·内维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他可能看到了我—直在哭，而我又要哭出来了。
“别让别人看到你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没有做错什么。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我看着他。
“维多利亚怀孕了。”
加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办法了。离开这里和她团聚。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好消息。
你就想想这件事吧。一场足球赛不算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才是重要的。“
我记得赛巴·贝隆加入曼联队后，我们谈起过那晚当阿根廷球员们看到我和父亲的那一幕时他们的反应，至少是一部分球员的反应。当他们的大巴从停车场离开时，我们看见他们回头看了英格兰队的大巴，他们裸着上身，笑着挥舞着球衣。
我们直接去了机场，飞回了拉波莱，在世界杯赛的最后一夜。
有些球员直接回丁房间，其他的人出去喝了点东西。我和特里、斯拉特里还有史蒂夫·麦克马纳曼一起。通常我们会喝点热巧克力，午夜之后就上床睡觉。那最后一夜，特里却对我说，我应该喝点酒。我喝了几杯啤酒。通常我并不饮酒，但那晚酒精能减轻我的痛苦。我们4个人到处闲荡，没有说太多话一那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我大概4点才回，而9点我们就要坐空中客车回英格兰了。
那晚我就安排好了去美国旅行。英格兰队被淘汰了。我只想在新赛季的训练开始前，尽量多和维多利亚呆在一起。我的父母从圣埃蒂安直接坐飞机返回英格兰，第二天在希思罗接我。当空中客车着陆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入主动让我们使用她的办公室，因为我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我见到了父母，向他们间好，为接下来的飞行办好了手续。我知道在两周时间里我见不到他们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当面告诉他们，而不是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们维多利亚怀孕了。
他们看上去好像吃了一惊，也很担心，也许因为他们原来认为在得了张红牌后我会回家。乔安妮和他们在一起，她和我拥抱，祝福我。但是母亲很平静，我记得父亲只是说：“你肯定这—切来得不是太快？”
我得走了。我离开去了休息室，没费多大事就取到了行李。有人提醒我可能会有媒体记者追踪我，但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静。我过了安检之后，我想可能会好起来的，没人能跟着我一直过安检吧。但是我错了。通过眼睛的余光，我看到了许多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我，还有一个我以前就认识的入，他一直就在你身边不远，朝你小声嘀咕想得到点回应。
“你认为是你导致球队失败的吗，大卫？你已经让国家队失败了吧？你认识到你的行为了吗，大卫？你现在就要离开英格兰吗？”
我要走大概200码才能到休息室。我挎着包，看着前方一直走下去，没有说一句话。那样看起来可能有点过分，这么多人在后面跟着我。可能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上看起来很糟，好像我是要逃跑。
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我现在不能再做错事了。我不需要人告诉我自己应该感觉有多糟。我已经感觉很糟了。我真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和维多利亚在一起。除了努力尝试一下还有封住摄像机，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我终于到了，几分钟后我又坐在协和客机上了。在希思罗机场那群人的慌张表现，已经可以让我想像如果呆在家里我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不是我自己对于圣埃蒂安一役的失望，而是我的表情被媒体抓住了。
到达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我还有些害怕。我曾经到过美国，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单独行动。我走向安检门，看到那些拿着枪戴着墨镜的安检人员。他们看上去很严肃，想知道包里究竟放了些什么。我已经预定了一名司机来接我。当我走出门走向机场大厅的时候，看到一群摄影师和摄像机还有记者在等我。这里是纽约，真不该有这么多的记者。
我跳进车里，想把门关上。但是有人扳住了门，因此我关不了。真是荒谬，我和门外的人较上了劲。接着，当我把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一边的门又被打开了，一位女摄影师在后座上劈劈啪啪拍照片。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本以为，一到美国我就会好起来的。但想不到，在这里我成了主角：在英格兰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们最终关上了门，我们直接驶向麦迪逊花园广场一辣妹组合的音乐会现场，因我事先没有完全安排好，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进到里面。我们到了广场外，我在外面徘徊，找进入后台的门。然后我看到了一位巡回演出的经理，他带我走进去，穿过走廊去了辣妹的化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