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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惟简览毕，茫然片刻，忽而恍悟：司马光知自己病入膏肓，无望再起，遂荐苏轼以符皇上更车换马之愿。司马大先生啊，病危而不糊涂，失语而不忘国事，且与皇上之思暗合，可谓知君信友啊！他收信于怀，拱手向司马光一揖告别：“请司马大先生放心，苏子瞻书信，梁惟简一定亲手呈交圣上，大先生心之所思，梁惟简定亲口转述。愿大先生依时服药，善加调护，早日大安，以符天下之望……”
司马光嘴唇颤抖，意欲挣扎坐起，忽头落布枕，闭目昏迷过去……
司马康急声呼叫。
梁惟简急声呼叫。
老医生李兰亭、范祖禹，刘安世闯入了钓鱼庵……
梁惟简带着司马光再度“中风”、无望再起的病情和苏轼的书信回汴京向皇帝复命去了。老医生李兰亭为救治司马光行针、煎药、喂药，忙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又为司马光服了一剂静心安神汤药，看到司马光已安然入睡，才由刘安世送回府宅歇息，钓鱼庵里只有司马康和范祖禹守护着司马光。秋雨是夜里什么时候下的，他俩不知道，现时还在绵绵不停的下着。
司马光整整睡了一天，九月三十日深夜亥时，他从熟睡中苏醒，也许因为老医生的高超医术和用药的神奇，也许因为这次“中风”不是发生在重要的部位，也许因为这近十个时辰的歇息使他耗尽的精力有所恢复，他突然听到了窗外浙沥的雨声和雨打翠竹的索索声。他突然觉得头脑不再昏昏沉沉，有着清爽之感。他慢慢睁开眼睛，桌案燃着一支红烛，光焰金色的轮廓是清晰的。他打量着桌案边倚椅闭目的范祖禹，这几天来分明瘦了许多，两腮已陷，颧骨突起，把一张“国”字形的脸盘拉长了，此刻虽在闭目消乏，但右手手指在轻弹着木椅扶手，分明是在闭目思索。淳甫，你在为我的病情担忧吗？
“淳甫，生死，命也。勉强不得，我再次‘中风’，说明此疾朝夕均可再三，再三则摔然不救，连我也失去自信啊！从来好与天争力，困竭方知己力微，人总是要死的，也该作后事的安排了……
“淳甫，你在为《资治通鉴》之未成而优于心吗？事物之奥秘，似乎早寓于你我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依，前后相随。天以淳甫佐助我修《资治通鉴》，即以成《资治通鉴》付淳甫，只是司马光虚名于上，掩抑了淳甫的光彩啊！司马光去，范祖禹出，此天道之必然也。”
司马光把目光移向床榻前倚榻打盹的儿子司马康，心里浮起一层舐犊之哀：可怜的康儿，居母丧未尽又侍父疾于病榻，两祸压肩，能经受得起这哀痛不绝的折磨吗？他情不自禁地唤了一声“康儿”，谁知舌动声出，却不成语言，惊动了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在范祖禹、司马康闻声乍起而惊恐、紧张的脚步踉跄中，他看出心力交瘁将要拖垮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的身体。病累后生啊，若他俩心力交瘁而病倒，这独乐园可真就坍了天了。
他以躺得时间太久、腰痛难耐为由，示意儿子扶自己倚被而坐，并示意范祖禹移近烛光，拿来半年来卧床著书的支架垫板，以笔代语。用左手写出了他要说的话：“速去歇息，勿违。”
范祖禹不肯离去，申述床榻之前不可无人守护之理，司马光以笔代答：“宦侍所语，我要静思。”
司马康恳求父亲静养勿思。
司马光摇头闭目。
范祖禹知道司马光有重要事情需要在安静中思索，拉着司马康走出钓鱼庵，但他俩没有离开湖心岛，悄悄地坐在岛岸丛竹旁一株枫树下的钓鱼石上，注视着钓鱼庵的烛窗和烛窗内司马光的身影。
秋雨淅沥地下着，敲打着身边的一丛竹丛和眼前湖面上的残荷……
钓鱼庵里倚被闭目而坐的司马光，回想着宦侍梁惟简病榻前短暂会见的全部过程，神态、情绪、话语、话语中的暗示和话语外潜有的深意，他明确无误的察觉到，朝政上一场根本性的变动即将发生，这场变动也许会总结从“庆历新法”到“王安石变法”近四十年来的成败利钝，开始大宋一百多年来实实在在的一次“中兴”，但自己已无缘参与了。
唉，过往的历史，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凄凄惨惨，都是人们用血泪写出的。
这血，有圣洁之血，有卑污之血；这泪，有舒心之泪，有苦心之泪，自然有功过是非之分。圣洁的血泪，可以青史育人，卑污的血泪，不也可以污地肥田吗？巧其施用，鉴戒人生，都是有益于未来的。感谢圣上的眷念和恩德，司马光老而无用，残而待毙，只能以十几年来积存的热血苦泪写出一篇叩拜而别的遗言了……
司马光艰难的坐直身躯，左手执笔，在萤萤的烛光下，和着窗外的雨声，一笔一划写着他的《遗表》：臣光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但以性识愚憨，不合圣心，是以比年以来，屏居杜口，不敢复言。今衰疾日侵，将填沟壑，敢以平生忠恳一达天聪，庶几陛下知臣无求于朝廷而未尝忘国家也。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纵睿哲，烛物精敏，践柞以来，锐志图治，图任奇术，恢张洪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复疑贰，听其言，从其计，人有沮毁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
钓鱼庵外，秋雨不停，敲打翠竹的“沙沙”声，叩击残荷的“蓬蓬”声，组成了雨夜凝重不散的哀愁。
司马康坐立不安地望着烛窗里父亲的身影，任秋雨浇着湿淋淋的长衫；范祖禹无可奈何的叹息着：老师啊，朝事堪忧，忧在汴京，你何必如此多情啊……
钓鱼庵里，司马光神情激越地一笔一划地写着：……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讫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恳忠之志，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悟偏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利、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柞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司马光写的这份《遗表》，在政见上没有新的创识，只是坚持自己以往的政见而已。但情感之深切，人格之高尚，忧国忧民之执著和对皇帝谏奏的无隐无畏，表现了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忠贞耿直的本色，历代有的学者，以此表与贾谊的《治安策》、李密的《陈惰表》并举而誉，乃“情”之使然吧！
司马光以沉疴病体不凡的毅力，写完了心中之所思，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掷笔于案，收起《遗表》，妥加密封，置于枕下，然后，吹灭烛火，倚被闭目，安然睡去。
钓鱼庵外，秋雨停了，黎明的晨光，闪现着垂首俯枝的翠竹、零落遍地的枫叶、雨滴莹莹的残荷。
窗内的烛光熄灭了，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走进钓鱼庵，司马光已经倚被睡着了，气息平稳，神情舒展。
床榻的支架垫板上放着一张纸笺，司马康拿起一看，上面写着：预作《遗表》，置于枕下，慎勿拆览，吾若一睡不醒，寿尽命亡，仅授淳甫代呈圣上阅览。司马光拜托。
司马康泪流如注，咬牙吞声，把纸笺交给范祖禹。范祖禹看毕，双手抱着司马康，泪水流了下来……
篇七 江宁 半山园
王安石在苍凉孤独中度着晚年 “永乐兵败”的哀音化作惆怅的悔恨，“尧桀入梦”的探索化作慷慨的低吟
元丰五年十一月初，“永乐兵败”和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的消息，已在江宁街巷悄悄流传，失意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荒僻的半山园里，茫无所闻，仍在苦度着他“知世知梦无所求”的淡泊晚年。
半山园，位于江宁自下门外七里许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原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所在，岁月沧桑，几百年后的故宅遗址，已是荒草蓬蒿编织的一个宁静清冷世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京返回江宁，在心神憔淬，无人对话的悲怆苍凉中，于元丰二年（1079年）选定这片荒僻之地辟荒结舍。他没有惊动官府，在“书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蔬圃数畦，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悟真院八功德水成清溪浅流绕屋入溏，依水旁植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高约两丈余，苍松覆掩，状若碧玉，即谢安故宅留下的唯一证物——“谢公墩”。传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荷坚率大军几十万南下，“投鞭足以断流”，列阵淝水，威逼东晋，江东大骇，谢安力主抗争，进与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弈棋筹画于此，演出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荷坚，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千古不朽的历史足音。王安石似乎着意要在这足音中抚慰自己孤独的灵魂，在苍松覆掩的山丘上，筑起四角飞亭一座，亭内置石几石凳，并命名为“半山亭”，亭碑上镌有戏趣之作一首，是他与古人谢安执杯相语的对话。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属公。
戏则戏矣，然王安石一颗虽落魄而不改其狂狷的灵魂，仍澎湃于亭中。
王安石几年来太孤独了，除了妻子吴氏扶病莳蔬、灌田除草的身影外，就是垂柳袅丝的轻吟。“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常来为他抚琴唱和，解忧消愁，但都是言不涉国事，语不及“变法”，忘年相交的友谊，怕刺伤他痛苦的情怀。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着苍劲的古松，缅怀昔日“谢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东晋宰相的谢安，除晚年遭受排挤，出居广陵，忧郁而亡的悲哀命运引起他“相惜相怜”的忧伤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黎庶，江山依旧，世情依旧，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歉收的愁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域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疴负忧的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字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难移，心志难改啊，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他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从“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字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姐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字说》作为青持学子的教材，从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响未来。他以大无畏气概，向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挑战，冲破儒家经学的传统樊笼，从佛老百家、野史传闻、民谚俚语，话史小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寻找材料，博取所见，诠释语言文字的起源和规律，取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后人提供一种敢于疑古开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领域里追取他在朝政上丧失的一切。
也许因为“变法”的旗帜还没有最后降落，皇帝赵顼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创建“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字说》，与《三经新义》并举，思谋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