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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讲学士吴申、孙固大骇。迩英殿突然跪倒的一片重臣，使他俩看出，这些人要找司马光的岔子，而且也许是早就筹划好的。他俩紧张、恐惧、气愤，但又不敢有所表示，缄口垂目，各自极力按着慌蹦乱跳的三寸之心。
在这突然出现的事态面前，年轻皇帝赵顼也有些慌神了。他竭力保持着天子的尊严，冷森森地注视着刹那间出现的混乱。这时他尚未看出一场激烈的政争即将展开，以为只是学术上的平常争论，而被这些文人、迂夫子表现得过于认真，便徐徐地先舒了一口气，故作坦然地一笑，说道：“学术争鸣，古已有之，吕卿有何高见，朕亦乐于听闻。”
吕惠卿叩头之后挺直腰板，高声禀奏：“谢圣上。司马先生博古通今，臣十分敬仰。但其对‘萧规曹随’一事的见解，恐怕只能是一家之言。据臣所知，萧何随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初时约法为三章，其后乃变为九章。可见萧何本人，也不是自守其法而不变的。汉惠帝明令除诽谤、去妖言、除秘祝法，都是对萧何法令的改革。时代在变，法令因时而变，这是常理，也是必然。臣以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决非常守萧何之法所致，恰恰相反，乃为变更萧何之法的结果！”
赵顼懵了。他凝神打量着御案前的吕惠卿，觉得这个神情从容、话语铿锵、气宇轩昂的“福建子”所谈的论点是明白易懂的。明白的是一个“变”，易懂的也是一个“变”，“变”就是“变法、变革”之变，正是自己现时所需要之“变”。这较之司马光讲的“连续”、“稳定”倒是更加入耳。他望着高台下的群臣：“众卿，是这样吗？”
曾布立即响应：“禀奏圣上。吕惠卿博学善思，臣以吕惠卿之言为是。”
赵顼看到曾布脸上红晕耀眼，察觉其不过在随声附合，神色肃穆了。他把目光扫向王珪、韩绛，大声询问：“王卿、韩卿，你们也与吕卿持相同看法吗？”
王珪狡猾。他看得出，皇帝只是被吕惠卿议论中一连串的“变”字吸引了，对司马光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此刻最好的办法是观望。于是，他也只是把跪姿调整得更恭顺一些。
韩绛与曾布是同等人物，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而这种提拔，还有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曾布的哥哥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韩绛的弟弟韩维，是王安石取信于皇帝赵顼的最早鼓吹者和引荐者。韩绛当然是明白这层关系的，所以，凡利于“变法”凡利于介甫，以至利于“介甫变法”四周人事的活计，他都舍身敢死。今日之变，他虽不知就里，但替谁说话是清楚的。听到皇上点名，他连副宰相王珪为何没有发言想都没想，便立即拱手回答：“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以为这是无知之论，难道司马先生要我们回到几千年前那蛮荒年代架巢而居、钻术取火吗？”
吴申、孙固被韩绛这生硬的、玩笑式的议论惊呆了。连王珪、吕惠卿也觉得十分唐兀，太不像样，不约而同地向韩绛望去。
对这种不得体的、抬杠式的“争鸣”皇帝赵顼尤感惊讶和不快。为了宽慰遭受攻击的司马光，赵顼笑颜殷殷地对司马光说：“司马先生，你也可以争鸣啊！”
司马光在这突然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懵懂了好一阵子。待韩绛蛮不讲理的几句胡说八道之后，他蓦地醒悟了：眼前的这场争论，根本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一场朝廷谋杀，王安石只是碍于情面没有亲自出场罢了。他头脑昏昏，甚至怀疑这场围攻的策划，是得到皇帝默许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友情堕落，诡诈横行，老司马感到悲凉、愤懑、失望、苦痛。此时，他已不想和这样一些人在学术上费什么口舌了，只想表明自己决不退让的态度。一切是非曲直，让年轻的皇上去作决断吧！于是，他愤慨悲论而语：“禀奏圣上。臣奉旨‘侍读’，尽其所知，供圣上监察，不敢有争鸣之举。窃见近年来一些贤人能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臣反对高奇之论，就是担心这种高奇会致天下‘架巢而居’；臣反对偏激之行，就是担心这种行为会使黎庶‘钻木取火’。圣上，臣的看法仍然是：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至今亦可存也。臣言之正误，全凭圣上裁决。”
赵顼又被司马光一通诚挚、耿直、刚正不阿的慷慨陈词感动了。他重重点头。
吕惠卿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司马光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所指的。“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指的不就是王安石吗？“读《易》未识卦交，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不就是曾布吗？所谓“高奇之论”和“偏激之行”，指的不就是“变法”吗？吕惠卿暗下狠心，不在皇帝面前扒掉司马光博学的桂冠，不逼着司马光亲口说出反对“变法”的言论来，是搬不倒这个庞然大物的。他趁着皇帝是非未定之际，向司马光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所语，既言简意赅，又深奥莫测，但其核心含意，仍是‘法存则治、法堕则乱’臣虽属‘读《礼》未识篇数’之流，但认为‘法随时变’乃是天道。天下没有不变之法，即使三代之君，也是因时变法，从不停顿。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记载：”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记载：“始和，布法于象魏’，‘刑罚世轻世重’，这‘饰’、‘布’、‘轻’、‘重’四字，不就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几年一变的，如唐虞时有‘五载修五礼’之说，《周礼》记载：”十一岁修法则‘，这’修‘字不也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一世一变的，如夏贡、商助、周撤、夏校、商序、周库之类都是。当然，先王之法也有百世不变的，那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这些君臣长幼之法了。司马先生博古通今，何其以’萧规曹随‘四字枉解法变之道，是否有欺君之嫌？抑或别有所图啊？“
吕惠卿这最后的两句质问，根本不是争鸣，而是对司马光的审讯了。
毕竟皇帝赵顼年轻，最怕大臣把他装在鼓里，成为一个被今人蒙蔽、被后人耻笑的帝王。吕惠卿这一段话，冲着他这根特有的敏感神经，捅了个正着。于是他神色一变，眉宇间浮起了愠怒、猜疑之状。
王珪看到，吕惠卿所谓的“欺君之嫌”四字打动了皇帝的心，他见风使舵，也拱起一对老拳：“禀奏圣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自然多灾多难，臣今日在司马光的言论中，似乎又听到了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叫嚣。”
皇帝赵顼面色铁青，猛然转头，向司马光怒视而去。
此时的司马光早被吕惠卿、王珪的犄角合攻气糊涂了。他想辩解而屡屡插不上嘴巴，便索性怒目圆睁，什么也不想讲了。但忽见皇上赵顼用从未有过的目光向他射来，禁不住满腔悲愤一涌而起，高声疾呼：“天日昭昭，臣不敢欺君啊！吕惠卿刚才所言，史书上确有记载，但并非变更先王之法。如《周礼》曰：”布法象魏‘，乃布旧法也，何名为变？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乃刑罚可因时而分，刑新国而轻典，刑乱国而重典，非法变也……“
吕惠卿十分害怕司马光对自己提出的论据逐一加以剖解，在这方面他远不是老司马的对手，便借着司马光激愤难捺的情绪，以相激引诱，逼司马光中止申辩而跌向自己需要的方向。他大声喊道：“朝廷现行新法，就是‘布法象魏’，就是先王之法！”
司马光上当了，狂怒难抑，戟指上空，断然否定：“否！现行新法与‘布法象魏’根本不同。朝制：”三司使掌天下钱财，不胜任者可以罢免更换，不可使两府浸其事‘。今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侵三司之权，而且侵两府之权，是布先王之法吗？’青苗法‘之推行，驱吏传呼，强行抑配，是布先王之法吗？’均输法‘推行于东南诸路，官商勾结，使人间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余而取其所无，民皆病之，是布先王之法吗……“
吕惠卿见鱼已上钩，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放高嗓门：“这正是吕诲、吕公著言论的重复，全是谣言！”
这时侍讲学士孙团再也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为司马光辩解：“禀奏圣上。司马光所言，俱为事实！”
侍讲学士吴申亦立即声援：“圣上，司马光所言‘青苗法’、‘均输法’之弊，与吕诲、吕公著等丝毫无关。因为在他们遭贬时，‘青苗法’尚未推行……”
皇帝赵顼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吼道：“够了！群起而噪，你们眼里还有朝制法度吗？”
吴申、孙固噤声跪倒。
殿内沉寂。
吕惠卿窃笑了。他心下有数，皇上的震怒不是因为吴申、孙固的叫喊，而是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的言论太惊人了。司马君实啊，一代人杰，你何苦要骚扰“变法”？今日迩英殿上你一度惊神泣鬼之谏，剖一副赤忠肝胆，天地可鉴。但你不知天下大势，屡屡阻路挡车，你只有离开京都了。
得胜的吕惠卿生出一丝恻隐，由然而发的哀怜取代了窃喜。
司马光跪地昂首，望着他的皇帝，老泪滚滚而落……
篇十五 司马光府邸
“屈子沉落江底，贾生失命长沙，先贤如此，先何敢苟且” 司马光手捧奉表，走向宣德门
“吕惠卿面折司马光于讲筵”的重大新闻，当天下午就传出大内，传遍朝廷，传到年老、年轻官员的府邸家宅，到了当天夜晚，已成为朝廷百官在厅堂、密室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人赞赏吕惠卿的才智，有人叹息司马光的晦气；有人期冀官位随有人可能遭贬空缺而升迁，有人忧虑纷争再起；有人担心灾祸的株连，有人预测“变法”将畅行无阻。朝廷百官的府邸、家宅里，几乎都是烛亮通宵。
在司马光府邸一间简朴的卧室里，一盏昏暗的烛光，一张红漆桌案边，相对而坐着两位沉默的老人——司马光和他的夫人张氏。
司马光一下子显得衰老了许多，额头上的皱纹显得更深、更密。他闭着一双长长的眼睛，像一个孤苦零丁的老僧，沉浸于心底冥迷无涯的寻索。但那两腮因紧咬牙关而微微颤抖的面肌，暴露了他并非是憎，而是一个远远没有超脱世俗纷争乃至仇怨的凡人。
张氏，仁宗赵顼朝吏部尚书张存的女儿，时年四十八岁。她十六岁嫁入司马家，“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执掌着全家的内外事务。三十二年的默默劳作，使她多病体弱，如今已是灰发满头了。此刻，她无言地坐在桌案另一边，睁着一双深情、焦虑和不安的眼睛，望着危厄临头的丈夫。
夜近三更，烛泪已堆满烛台，前堂、后寝已没有一丝声响。仆役安歇了，婢女安歇了。儿子司马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熬着夜，准备迎接明年正月皇帝亲！临的殿试。人了本来就不兴旺的司马府邸，今夜显得更加清冷。只有寒风吹袭屋檐门窗的飒飒声低吟不停。
司马光在悲戚、怨恨、痛苦、失悔的交织中，回想了今天迩英殿里发生的一切。这次事件起因于那夜与王安石的围炉品茶，形成于自己的愚蠢和吕惠卿的奸巧，皇帝的震怒只是这次事件必然的结局罢了。
他感到委屈，自己何尝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变法”中的胡闹而已。
他感到悲哀，诉心曲于朋友，反被朋友误解；奏谏言于皇帝，反道皇帝冷眼。难道理解自己的，只有面前这相依为命的老妻吗？
史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推崇“谔谔”之士，诛贬那些“诺诺”之徒，可历代帝王却为什么总是赏其“诺诺”而贬其“谔谔”呢？可笑啊，自己前几天夜里，还特意叮咛介甫勿为“奸巧者”所误，可今天，自己却为“奸巧者”所败了。
两年来，自己每天都在为年轻的皇帝宣讲古代贤君、英主的治国之术，企盼皇帝成为尧舜之君。史学无用啊，几千年历代盛衰兴亡的血血泪泪，还是抵挡不住“奸巧者”的一笑一颦，更抵挡不住“狂想者”的一言一词。愧对仁宗、英宗皇帝的英灵啊！
司马光的自责自艾，把他引向初次会见仁宗赵祯的久远难忘的年月……
三十二年前的阳春三月，自己二十岁时，举进士甲第，皇上赐宴于崇政殿。那天，崇政殿外百戏演出，管弦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