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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湖州城北门，眼前的情景，猛使苏轼的心情沸腾，而狱卒目瞪，皇甫遵色变——从城门口至水路码头一里长的官道上，跪伏着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数以千计。有的高举酒酿，有的捧着薯果；有的点燃线香，有的焚化黄表；有的嚎啕痛哭，有的伏地泣咽；有的牵苏轼之衣，有的拦苏轼之路。人群熙攘，哀情惨惨，惜别之声如滚沉雷，送别之泪如雨滂沱。“苏公珍重”、“太守安途”的叮咛声、祝福声、送别声不绝于耳……
苏轼泪流满面、难离难舍的黎庶，难泯难灭的深情啊，他用带枷带锁的双手，高高揖礼，感谢送行的人群……
狱卒们在人群夹道中局促而行，人心可畏，众怒难犯，他们的双脚不由地发抖。
皇甫遵也在人群中挤着，他心里有恨有怕。这是藐视朝廷法度，这是为苏轼撑腰壮胆啊！他咬牙切齿，压低声音叱问身边的祖无颇：“这是谁人搞的？”
“太常博士大人息怒。黎庶无知，自己跑来的。”
“胡说！为罪犯张目送行，图谋不轨，这是要造反啊！”
“大人多心了。湖州南夷之地，民俗异于京都，此处黎庶，敬重朝廷命官，太守离去，均以此等习俗相送。况且，苏轼所犯之罪，仅州府官吏知晓，民间尚不知啊……”
皇甫遵睨视祖无颇而衔恨于胸：此厮亦苏轼同党！
苏轼走近码头，忽被凄厉呼唤“爸爸”的哭叫声绊着了脚步，他转身望去见是苏迨、苏过在哭叫。他看到了王闰之、王朝云，看到了被街坊两个青年人抬在一张藤椅上的任妈。季璋没有哭，只在眼眶里噙着汪汪的泪水；霞没有哭，只在嘴角浮着揪心的酸楚；任妈没有哭，只在眉梢托着深切的慈爱。苏轼刚刚喊出“任妈”两个字，就被凶蛮的狱卒架上了官船。
送行的人群涌向码头，高呼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声浪卷来，官船都有些颠簸摇晃。
突然，几条渔船箭一般地从上游直射而来。渔船上的人也应和着码头上的声浪，高喊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这是渔村的送行者。第一条船头正站着那位不知名字的缫丝渔女和她的父亲。
皇甫遵惊慌无状，急令船夫断缆开船。
官船开动了，苏轼直挺挺地跪倒在舱板上，无言无语，向湖州城告别，向家人告别，向质朴深情的湖州百姓告别。
码头上的人群也“哗”地跪倒，哭成一片。
那渔女情急，加速弄桨，追赶官船。在渔船与官船并行飞驶之中，渔女高喊“太守苏公，湖州黎庶盼你早日回来啊！”她抬手把一包赠物抛在苏轼的怀里。
渔女手离双桨，站在船头蒙面而哭，渔船在水面打着旋……
一忽儿，官船走远了。
湖州百姓不曾想到，他们水路码头送行的深情祝愿，反加重了苏轼的罪行，加重了苏轼在官船上的苦罪。皇甫遵惩罚有法：其一，让苏轼父子与四匹走马同居于船尾船板上。人马为邻，马粪马尿之臭，足以威慑“天下奇才”苏轼的斯文。其二，以剩饭残羹果苏轼父子之腹。江面终非陆地，膳厨只此一家，你纵有钱，无处买食，狱卒酒足饭饱之后，方“嗟”苏轼父子进餐。“嗟来之食”，足以整治“文坛领袖”苏轼的傲气。其三，无定时地勘审提问。勘审“罪行细节”情状，提问“诗文往还”之党，而且不分昼夜，存心折腾。“劳心疲力”之术，足以挫磨苏轼“恃才傲物”的习性。
屈辱、虐待、谋伤和几天几夜逆水行舟的颠簸疲劳，果然使苏轼愤懑盈胸、羞辱捶心，怒不可遏、耻不欲生。“士可杀而不可辱”，知耻而近勇的刚烈之气充塞于五脏六腑，他厉声斥责狱卒的愚蛮，尖刻训斥皇甫遵的阴毒用心。他的无畏无惧，竟使御史台的“钦差”慌了手脚——苏轼万一有个好歹，如何向皇上交差！
夜入太湖，月高风急，波涛汹涌，船不能行，遂停泊于湖中小岛的鲈香亭畔，以待风平浪静。苏轼举步登上鲈香亭，披枷锁而独立于天水之间。望着清冷的银月和月色下的碧波银浪，心中不由涌起仕宦人生的沉痛忏悔。
月色茫茫，夜风吹打着鲈香亭，吹打着鲈香亭四角飞檐下“叮当”的铜铃。苏鲈在心底低吟：“鲈香亭，是因鲈鱼成肴的鲜美芳香而命名的吧？碧波中自由自在的鲈鱼啊，你的世界原在这辽阔、静谧的水底，何必要闯进入间无处不有的罗网呢？人间的罗网是冲撞不破的，一道罗网之外，还有无数的罗网。旧的罗网轰毁了，新的罗网应时而撒。你走出了缚身的渔网，进入了油锅，上了餐桌，你献身了，粉身碎骨了，赢得一座‘鲈香亭’——一座湖光辉映的不朽丰碑！这是你的悲哀，还是你的荣耀？”
夜风更急，吹打着苏轼曲皱的衣襟，吹打着苏轼散乱的须发。苏转眼前的碧波银浪，似乎沉吟着一首凄婉的哀歌。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合怒而待臣兮，不清囗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苏轼叹息：“这是屈子《九章》中的绝命诗啊！此诗一出，屈子就沉身于汨罗江的波涛之中了。悲哉屈子，你给后来的忠贞之臣，开辟了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一条悲壮而毫无用处的道路啊！
“‘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屈子毕竟是以生命的代价，通悟了仕宦人生中的奥秘，道出了仕宦人生中的不幸和悲哀，给后来的忠贞之臣，留下了一份永不泯灭的遗产。这‘纯庞’的心是什么？不就是那些‘做悻之语’吗？官场的情态在千古不移地延续着，‘诺诺歌功’之言，历来是升官的阶梯；‘愕愕傲悼’之语，自然是诛伐的‘罪证’。可是一个朝代的兴盛，决非来自‘诺诺歌功’的粉饰，而是得益于‘愕愕傲悻’之语所产生的自省自强？连屈子所爱所忧的楚国，不也亡于‘诺诺歌功’的谄媚和拒听‘愕愕傲悖’之语的警告吗？”
“‘谗人’，官场情态中千古不灭的‘龙蚤’啊！嫉贤嫉能、嫉忠嫉贞。朝朝代代几乎都在演出着‘谗人离间’、‘谗人弄权’、‘谗人误国’的悲剧。朝朝代代几乎都有着惩治前朝‘谗人’的口诛笔伐，可朝朝代代仍是‘谗人’猖狂，‘被谗者’流血、流泪。可怕的不绝其种的‘龙蚤’，惹不起，除不掉，根不绝的长命怪物啊……”
夜风呼啸，波涛奔涌，湖面翻江倒海，腾起了撼天动地的嚎吼。乌云飞卷而起，吞没了惨淡的银月，天地漆黑一团。渔火消失了，官船朦胧了，连鲈香亭似乎也消失于黑暗之中。在一个混沌莫辨的景色中，苏轼高吟出告别仕宦人生的哀歌：“屈子就是在这失去光明、断了出路、负罪流落、孤愤悲凄的境遇中沉落于泪罗江的吧？这种尸骨不留的解脱，是最干净、最彻底、最崇高、最完美的解脱，是对仕宦人生最肃穆、最郑重的告别！
“苏轼，一个心高位卑的狂人，是不配以屈子为师的。虽有过‘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的向往，有过‘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的壮志，有过‘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的豪情，可二十三年的官场沉浮，‘向往’失落了，‘壮志’沉沦了，‘豪情’消失了，得到的只是猜疑、贬逐、遭谗、屈辱和这副环首缚身的枷锁！
“苏轼，一个愚蠢而多情的可怜虫，是不敢以屈子为师的。但也真心地热爱着这块秀丽如画的土地，热爱着这块土地上质朴善良的黎庶，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做悻’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支‘着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号，诛伐暴虐，揭示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狱！愚蠢的多情，又炼就了一种‘不知悔改’的猖狂，贬逐而不低头，负罪还要挣扎，抱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忠心爱心在油锅里打滚，仍不肯闭合报忧说愁的嘴巴，故而罪行难宥，终于落到这个爹妈不爱舅舅不疼的下场。仕宦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该向这祸福莫测的人间告别了……”
也许真存在着天人感应，一道闪电突至，托起湖面的万顷波涛，向鲈香亭汹涌卷来，如万马奔腾；一阵炸裂的雷声，驾着夜风袭来，亭阁震动；暴雨随着天河崩坝似地急泻而下……苏轼领受着急风暴雨地洗涤，一步一步走向鲈香亭的边沿，一条腿跨过了生与死交接的木制栏杆……
夜幕中，苏迈吼叫着扑出，紧紧地抱住了苏轼，发出了撕心裂胆的乞求声……
风声、雨声、雷声、苏轼父子相抱的痛哭声，交织在风雨飘摇的鲈香亭。
篇十八 汴京 福宁殿
“乌台诗案”迅速地扩展 朝廷最大的一次“谏争”出现了 王安石为拯救苏轼从千里之外的江宁送来了“奏表”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都，当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
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拙笨抵抗和托词，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他供认了“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孙觉、李常、刘挚、文同等人，并详尽地交待了与王诜、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
他承认了“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
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言为当……
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孙觉、李常、苏辙、刘攽、刘恕、陈襄、刘挚、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无颇、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周邠、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优等三十九人皆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
一个庞大的、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的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切需要。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等人侦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予深究”的谏奏，一道“缴诗赋往还文字证物交有司勘查”的谕旨下达了。
“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诜、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证物。”
御史台派出缉骑分赴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
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十一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富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
人们疑惑：在这三十九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攽、刘恕、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已有的人（刘恕、文同）已不在人间，现时又旧事重提，老帐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炼罪成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