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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呐喊了十余年，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你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至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 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
礼义之邦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 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三句话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个动辄“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是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 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 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 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排队国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 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 夫人因为腰伤未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