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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 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崇洋，但不媚外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妖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抗拒，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 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 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 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