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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
同为中国人，两岸在经济发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发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
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
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发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发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发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
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发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如柏杨笑言：“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杨。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柏杨是一个导师。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今天的柏杨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当年的学生和导师，在近二十年里以不同的路径，是一起寻找到了尊严这个坐标的。但是这丝毫无损柏杨的魅力，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种智力开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柏杨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杨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充满渴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之所以接受柏杨，就在于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柏杨，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柏杨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当他们以精英的身分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柏杨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柏杨的价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陆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陈晓明
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杨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杨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我理解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时代，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全部爆发出来，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文革”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叫做“拨乱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全盘接收。
第三，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它们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国，但是它们却发展这么快。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访问了香港、台湾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深切的爱，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争”，常想，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实际上正是怀着对于国家、民族振兴那样一个巨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