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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却并不等于说可以漠然漫应。自然震灾本是天道使然，人们都在积极预防，更何况官场人祸呢？那么，如何防治官场地震？同样可从自然地震的预防得到启示。周总理提出的群专结合确是预防地震的好法子。群即群众，专即专业地震工作者。官场大地震之预防，也有赖于群专结合的严密监督网之建立和预报。事实上，官场大震前也并非无预兆，许多贪官事发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群众举报，甚至有流行民谚讥刺之。皖北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千万县令”的雅号早就传遍定远的大街小巷。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安仁县当县委书记时，就有民谚：“甲生甲生，民不聊生”。安徽的群众称大贪官王怀忠为“王坏种”，“王三亿”，并有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连王怀忠自己也知道这些绰号，他自我解嘲说“叫我王坏种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震前已有这么明显的预兆了，可仍然大震频仍，一可以说专业监测网还不够严密，二可说上峰对群众举报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一些贪官仍然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终于酿成大灾，可不惕乎！
按理说，自然地震要比人类社会地震更难预防些。特别是我们如今已有许多先进主义和思想的武装，预防政坛地震本应该相对容易些。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却是官场地震比自然地震更为防不胜防，频发不止，总是震得乱七八糟后有关方面才出来收拾残局。我想问：为何如此？
23。6 关于势利问题
“势利”新说
“势利”的名声不太好，清高与纯洁之人往往嗤之以鼻，所谓势利小人被人瞧不起。但长年累月在生活里浸泡，尤其是在股海中漂浮数载，突然发现该为“势利”两字正名。的确，势利小人不可做，但对于“势利”中“势”与“利”的关系，却值得品味。在投资中，势与利往往紧密连结，求利者必须先求势，先懂势。
懂得势利并利用势利成就事业者大有人在。蒋介石借的就是孙中山的势；而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说过，“势利，势利，利与势不可分，有势即有利。因之求利者先求势”。这里的“势利”应该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奴颜卑膝与点头哈腰。无论你是否承认，借助别人的资源与帮助，实现自己梦想，可谓是“借势得利”。有时候很多看似难办的事出奇地顺利成功了，与“乘势”而入大有关系。
“势利”更是揭示了欲求利必先求势的道理。何谓之“势”？势，就是如同把一块巨大的圆石头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轻轻一推石头，石头的滚落势头就是“势”。逆“势”而上，逆“势”而为，其结果自然是头破血流。
认清了“势利”的关系，就要顺应，就要尊重它巨大的惯性。在海滩上的冲浪高手都知道如何利用势来让自己飞得更高，而杭州的钱塘潮更能展现“势”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大潮退去，很痛苦。但也是机会，因为沙子随潮水退去，封尘的宝贝也将露出。但是你要有站立在沙滩的资格，不要随着退潮的潮水和泥沙一起被卷去。
“势利”在世界上是不少人的人之常情，更是不少聪明人物的登高发达之长梯。但有一点还是要说，即便是势利，也得要有骨气，要有人品，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想使得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变大，就要懂得分析趋势，把握趋势，求利先追求势，权当对“势利”的新说。
势利是一种在对待他人时的选择和态度。是整个群体或个体的对于历史和环境考察后的价值选择，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本人当前利益需要，而大多人是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但其中大多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利益需要的期待。同时，此种利益需要可能是物质的，但大多是虚无的社会病态的虚荣心。
（一）势利心态的历史渊源，势利是与私有制相连的，暂不讨论。
（二）势利心态的现实社会条件。
1。客观条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于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单个个体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精神利益的个体有限性，使他不可能满足对于这两种利益的付出对象的个体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是巨大的。因此，付出的过程必然处在选择，这种选择必须能满足自我精神和物质以及现在或将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取舍过程必然产生势利现象。
2。主观条件。势利基于个体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虚荣心的根源，虚荣心是势利的直接驱动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势利的利益期望并不可能实现，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对于利益的急于求成，想依靠他人走捷径的想法必然是盲目的
同时，势利的社会效应也往往是反面的，因此，对于势利的个体往往也会造成负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势利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客观社会存在，不会因为对他的否定评价而消失
但是，它会随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可能的。
势利的“眼”是以“势”和“利”为转移的。这种眼极灵活，随着“势”而转，随着“利”而动，眼不在高，有势则明，眼不在大，有利则亮。 趋势向利，虽说是人生中的一种人格缺陷，但又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流行性感冒”。不势利的人格可贵，但保持特立独行人格的人太少；而有势利场一天，势利眼就不会绝迹。
有人鄙视势利眼，是在下台无势之后；在台上有势之时，他不仅不鄙视势利眼，甚至没有感觉到势利眼的存在。人生中不势利难，能冷对势利更难。
你在台上有职有权有势，许多人对你很势利，你需要拍他就拍，你需要捧他就捧，你需要挠他就挠，把你当神对待，但这时你不说他势利，觉得他很正常，很好。你下了台无职无权无势了，他也不向你巴结讨好了，把你当普通人对待了，一切都完完全全是正常的了，你却认为他是“人走茶凉”，是“势利眼”。这种对“势利”时感觉不到势利，把不势利说成势利，也是一种“势利眼”，而且助长了势利眼。
究竟是“势利”培养了“眼”，还是“眼”培养了“势利”？不享受“势利”之乐的人，一般没有感受“势利”的痛苦。
“势利眼”是一种短视症。这种“眼”只看眼前的势利，全不管以后的发展。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计，忘记了时来运转时过境迁的道理，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忘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古训，忘记了人们都鄙夷势利眼，讨厌势利眼，也忘记了“势利眼”最容易遭受上述失去了势利的“势利眼”的报复。
“势利眼”是一种可怜相。“势利眼”热情谦卑的时候，多在做奴才；“势利眼”无情无义的时候，不会有朋友；“势利眼”拍马挨马踢，或“错眼”遇尴尬的时候，连同情的人都没有。比起这种人生的可怜来，遭受“势利眼”的冷漠，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势利眼”是一种人格透支。“势利眼”的人，既缺少“义气”，更谈不上原则；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真情；既不得正直的人爱，还遭众人恨；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他们既得不到多少利，还落下个坏名声。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格损失。
冷对势利，第一位的是自己对人不趋炎附势，更不用“势利眼”待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拍马奉承，起码对拍马奉承有一份清醒。不在乎给自己倒不倒茶的人，还在乎茶的热凉吗？
势利的权力
权力的背后站着的是那种对金钱的崇拜，对高级人物像狗一样的尊敬。这是势利的权力。
这种权力最大的害处是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活环节，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每天在痛恨和咒骂自己所遇到的势利权力的同时，自己也经常在行使势利权力。这是对整个社会体系最好的辩证的讽刺。
势利权力背后站着的是社会道德中爱的缺失，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私利。有很多时候我们运用势利权力的时候是出于伪道德本能，也或者是对遭遇的潜意识报复。势利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就好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最终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就步入膏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少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反而把它作为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当作习惯。吃饭有服务员的冷眼，买衣服有店主的冷眼，去机关办事有公务员的冷眼，开家长会有老师的冷眼，去乘公交有司机的冷眼，买房子有房地产商的冷眼。。。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看不起，到处都是咒骂。钱钱钱，有没有钱，没有钱走开。大众心理走入迷失之地。除了钱，大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价值评价体系。
如果你有钱，你何必关心别人是不是有钱，你已经有钱了；如果你没有钱，你何必关系别人是不是有钱，反正你没有钱。如果你最终发现别人比你更有钱，你会郁闷，你更应该感觉到耻辱，因为你的价值标准就是钱了。那种有钱带来的所谓虚荣幻觉只是满足你那颗可怜的炫耀欲以及会暴露你内心深处苍白的人生观。一定的金钱是获得良好生活质量的保证，那只是存在于单个家庭内部自我生活的基本需求上面。在人与人的社会公众体系中，我们应该体现出对别人独立生活内容的充分尊重，包括别人的相对物质生活水平。
因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的家伙，最终也会被更有钱的人所瞧不起。
因为比别人有钱而开心的家伙，最终也会因为不如别人有钱而郁闷。
请放弃势利的权力，这是有害的权力。
势利新解
势利的内容是：权势和利益，中心是金钱。
势利的动机是：个人利益。
势利的信仰是：金钱就是上帝。
势利的信条是：有奶就是娘。
势利的理论形态是：拜金主义。
势利的普通版是：趋奉一切比自己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的豪华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趋奉最有钱有势力者。
势利与否的界限是：“义”。
23。7 关于诚信社会问题
建立诚信社会和诚信政府是中国领导提出的伟大目标。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失去信任，既是个人危机，也是社会危机。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信任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十几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有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当代中国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制度性不信任，将导致集体无规则。当制度、法律、规则制定得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在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搏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与强者之间。“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证明。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常态。形容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是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的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中国当代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信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
在中国，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到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每一个中国人，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丧失的推波助澜者。这个群体象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