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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利益冲突，冤有头债有主，是显性的，只要对症下药，总是可以解决好的，事情解决之后也不存在什么后遗症，而“无直接利益冲突”属于直接利益冲突的“场效应”触发的“集体无意识”，是隐性的，既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根治之道，因此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更大，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细究起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强调社会冲突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直接”与否，而不是“有无”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利益驱使，作为理性的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某些人愿意参与社会冲突，肯定是与自己利益有关——没有直接，有间接；不是显性，是隐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集体无意识”在作祟。心理学家认为，许多人都会在集会的场合中，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干出许多和自己的品德、修养、性格完全不同的事情，相信“无直接利益冲突”也存在这种心理现象；
另一方面，“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所有冲突的综合体现。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不相容的利益目标、损益判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近年来，社会冲突加剧，正是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在经济、权力甚至政策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利益侵害（如官员腐败、征地、拆迁等等），从而引发矛盾与对抗的结果。
社会冲突如果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如工资，革命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当经济冲突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时，就有可能形成分裂性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社会冲突，研究冲突政治学，用长效机制去解决社会冲突，而不能靠强权去打压。冲突政治学对此提出“安全阀”理论，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占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而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的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狭窄或者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变换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现在中国热衷于“民心工程”，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忽悠。
一是因为“民心工程”都是花钱工程，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与政府官员“得民心”有何关系？
二是因为“民心工程”是当局本来应该干好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政府长期积累的欠帐，不追究责任已经是便宜，怎能拿“民心”来标榜？
三是因为确定“民心工程”缺少民众参与。工程项目大都由当局内定，当局留够自己的开销，余下的钱才办多少是多少。
四是财政暗箱操作没有资格谈“民心工程”。政府真要搞“民心工程”首先要公布全部财政收入。
五是“民心工程”的根本在于以心换心。
六是为人民服务是当局存在的前提和宗旨，再提出所谓“民心工程”纯属节外生枝。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得人心的事情太多，不得不拿“民心工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
6。5 关于态度与规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犯了错误甚至是犯罪以后，执法者往往看你的“态度”给以处罚。这也是中国的一条潜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最好表现形式。但是，在法治社会，应该是规则看守一切，要让“态度”等于零。重“态度”轻规则，会使人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重规则轻“态度”，一是可以促使人心甘情愿走向理性秩序。因为，规则往往更多地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难免发生摩擦，有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规则意识，就反复用“态度”来作挡箭牌，不看“态度”，只看规则，耍小聪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看守规则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腐败的土壤，它为某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一些人所以看重犯规者的态度，表面上好象是在贯彻所谓“教育重于惩罚”的方针，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和物质的谋利空间。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会风气的苦果。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赃，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传不决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越久，这刻痕就越深。
在中国，历来说的是官员是“仆人”，群众是“主人”。但事实上是“仆人”的权力、地位、享受、威信都远在“主人”之上无数倍，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当“仆人”，甚至为了当“仆人”不惜卑鄙手段触犯法律。
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皆称公仆，说得更明白点，都是当了官的公仆。“公仆”的外衣谁都可以穿，“公仆”一词谁都可以用，只有在官场净化、吏治清明，群众监督有效又 有序的地方，才能真正分得清楚真假公仆。
莫为当官造势，要为百姓造福。
官德的力量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人做官不易，官做人更难。官服易脱，官架难丢。
顾全大局，似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最高原则。大家常听，也经常照此办理，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好象很少有人公开反思：什么是顾全大局？大局有多大？大局的标准是什么？
说白了，大局往往指的是上边某个领导的面子。领导就是大局，大局的范围跟领导的职务成正比。上边若是讲理，也就不叫上边了；只要有上下之分，就总有讲不清的道理，但是上边又决不能落个不讲理的名，这才来了个顾全大局的大帽。有时顾全大局本身就是委屈下边的意思，含有虽然你很正确，但我是你的领导，你就必须听我的意思。
6。6 关于官与民的比例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中国“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几类人？“国家干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并不是“官”？
按照中国官方惯用的“说法”，“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实际上指的是所谓“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国家干部是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大多在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上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数约为1000——1100万，其中公务员有500——600万，实际上另外还有500——600万人，这些人则属于“事业编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官”。因为，中国的“官”，不仅仅是“公务员”，目前大量的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存在并且正在“实施行政许可”的“准行政机构”（事实上也是“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被看作是“官”。
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问题：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比，公务员从800万减少到500——600万人，事业单位职工则从2500万上升为3000万人，“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总数从3300万上升到3600万。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上升的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有一大批原来的党政机关公务员被“充实”到事业单位，其身份也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二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改变，政府机关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机构和人员。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总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当领导的人太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员精简之后，差不多80——90％的人都有了“官位”。公务员或国家干部的多少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务分清了，再来考虑用多少人的问题。党政机关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编制也好，事业编制也好，该精简的精简，该增加的增加。
“家庭出身”不在于提法，而在于客观存在。过去用它界定阶级成分，体现了人之初政治上的不平等；如今用它界定经济成分，体现了人之初经济上的不平等。
家庭出身本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单位要求填写家庭出身，看的是你的家底厚不厚，家庭成员的权力大不大。当年引以为豪的贫农、现在都不会有人给你好脸色看。
强调家庭出身就是告诉你，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公开刺探隐私的行为。
不管什么年代，这种定格人的方式都会存在，有家庭出身就会有贫贱之分。
当学习好不如家庭好，有能力不如有势力成为人人信奉的准则时，谁不想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古今一样。
家庭出身是上帝送给人生的第一份礼物，或者是一根项链，或者是一条绳索。
许多贪官的家庭出身都是老贫农，许多院士的家庭出身都是大地主。
第七章 官与权力
7。1 关于权力
什么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