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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可能性，具有了从根本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功能。如果有人非要买官跑官，就必须打点所有的常委和委员，权钱交易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就降低了腐败的可能。”
“一把手必须登高望远，必须出于公心。自我限权削弱的只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权力。如果将一把手的权力看作公共权力的话，那么自我限权反而会起到强化的效果，使这一权力更加有效，更加有威信。”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买官鬻爵已经成为国之大患、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今天，成安所创造的党内民主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当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党委集体管干部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民主推荐变成了一把手独占干部提名权，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帮派力量。而普通干部看到一把手说一不二的权威，自然从中发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这是买官卖官难以避免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官帽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去争的时候，此举对官场上那些潜规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
但是，成安“新政”推行三年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方得到成功复制。原因在于：成安“新政”的实质是扩大党内民主，尤其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成安“新政”触及的又是最为敏感、最有油水的干部任免问题。对一些买官卖官已经见怪不怪的地方来说，如何能接受这种自解权力、自断财路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干部任用制度，权力可以带来无法估量的实惠——金钱、美色、权欲、成就感等等。主要领导人无人事决策权，谁还要争权力？很多地方不愿意效法，因为成安“新政”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同一个执政党体系内，实行的是同样的干部选拔机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选拔理念和选拔手法？为何你搞你的阳光推荐，集体票决，我搞我的领导提名，暗箱操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构建起更为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进而奠定全面割除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的制度基础，这样，成安“新政”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
在成安“新政”的改革路线图中，改革的核心是人事，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则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在这一态势下，人们仍然要追问：县委书记何来人事改革的权力？县委书记究竟有哪些权力？基层执政党权力体系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制衡？下任县委书记有没有进行“反改革”的权力？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改革者，实际上都没有有效地影响现行法律制度。而改革在缺乏法制化的状态下，只能是一种试验，其合法性、权威性、持久性仍然令人担忧。
毫无疑问，阳光政治也是一种生产力，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权力在透明运作的同时，也要求权力本身的透明，权力在依法运作的同时，还需要权力自身的“法定”。
官与官不一样，尤其是一把手与副手不一样，一把手是天，一把手是“法”。
凡是尝到“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身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
一把手在中国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许多一把手大权在握，小权也在握。一个地区或单位，人事怎样任免，财务怎样支配，全都要一把手定夺。一把手往往身系一地之兴衰，一个单位之命运，干系不小。所以，一个地方繁荣，一个单位兴盛，自然是一把手的功劳。
由于一把手处于这么一种特殊位置，就使得许多人唯一把手是从，养成只看一把手眼色行事的习惯。乃至每一个地区和单位都有这样一批人：谁是一把手就溜须拍马谁，其他什么二把、三把，根本不放在眼里。
权力是荼毒人心灵的东西。权力能造福，也能造孽。权力会诱发人内心深处的恶，使人心灵扭曲。权力常常使人硬起心肠，甚至使人丧失人性，尤其是当权力没有限制的时候。独裁和专制的权力可以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残。在独裁和专制的权力面前，亲情、友情、爱情常常黯然失色。
人有了一定的地位，就喜欢别人顺从，喜欢一呼百应，喜欢别人的阿胰奉承。而对不轻易顺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心存疑虑。对那些敢于批评自己错误的人，更是心存反感，必须除之而后快。人有了一定的位置，就有一定的威严，有威严还不够，还要时时维护这威严。有冒犯威严者，往往就要倒霉。在这样的情况下，忠诚能干的人往往被束缚，顺从而狡猾的人往往被视为心腹。弄得小人欢心，好人伤心。
站在权力最高峰的人，他们的心思总与常人不同。他们常常觉得既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了，也就具有了最高的水平，因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总认为你的意见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对他最高权威的挑战。
唐朝人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言一出，把那些怀才不遇的千里马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有些地方为了限制伯乐们的为所欲为，实行了提拔干部“首提责任制”。就是说，如果你推荐的人不是千里马，或者连普通马都不如，那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仅就这个规定就足以说明，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什么叫“首提”？还不是伯乐说了算。人家都“首提”了，谁还敢反对？
一把手腐败的特点有：一是财务一支笔、二是用人一言堂、三是大权一把抓。
“一把手”效应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链条，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们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了事”的怪圈。
虽然是一把手，如果上面缺少上级领导的有力支持，又没有来自下面基层的拥护，很可能是失败的。
什么叫不团结？现在只要有人对一把手有意见就叫不团结，一把手整人就是组织意见。这叫什么逻辑？
为官之道在于识人、用人。
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一致，有利于迅速瓦解往日的派别，围绕自己形成新的核心。集体领导、一把手负总责、成员分工负责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在赋予“一把手”足够权力的同时，又通过集体领导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制衡，既民主又集中，兼顾公平和效率。
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努责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希望任何一个人不要有太大的权威。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一个人的权力应该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他人的命运。
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太久容易产生惰性，还容易形成个人的帮派体系，滋生腐败。
以年龄为线一刀切的办法，是这些年组织部调整干部惯常使用的手段。
“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这句话是陈云同志说的。
“鸦雀无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力“第一把手”的“家长制”，意味着高压氛围下的“舆论一律”，意味着。。。。。。
有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民主的真正含义，不懂得行使民主的方法，不懂得执行民主制度；往往是想民主的时候就给一点民主，不想给民主的时候就不给一点民主，“鸦雀无声”的现象往往发生在这个领导“不想给民主的时候”。什么原因？就是民主还没有制度化、民主意识还没有进入领导干部的头脑中。
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声音，自己的“权威意识”和“领导尊严”特别强，其他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对自己领导权威的挑战，是不尊重自己的具体表现，是对方在“动机”上出了问题，于是“斗争意识”特别强，动不动就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再加上一些“组织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是“鸦雀无声”的。
有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因为自己高明得不得了才当了领导的，而是因为“关系密”、“背景深”、“后台硬”，是紧跟上级领导的、属于领导圈子里的人才当了官的；然而一当官之后就不认识自己了，就自以为是了，就目空一切了，就以为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就只允许别人听他的而不准自己听别人的，这种“小人得志”式的领导的必然结果肯定是“鸦雀无声”。
还有一些领导本身就思想品德低下，当官就是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家族，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因而凡是与自己的利益、自己家族的利益、自己小集团的利益相违背的，就一律用权力进行封杀；如果这些官员与腐败挂上了钩，与“有钱人”结成了“利益联盟”，那么在疯狂的利益诱惑下，他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围剿、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杂音”，于是，只有“鸦雀无声”了。
在中国的实践中，“党政一肩挑”、交叉任职、两委合一等政治实验的模式，被一些地方广泛认同和借鉴，并得到大家有关部门的肯定。但是，“党政一肩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隐患，很可能滋生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进而导致行政专横。在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借“党的领导”之名，行个人集权之实，加剧干部的弄权腐败行为。更为忧虑的是，为了保证“组织”中意的人选能够“党政一肩挑”，各种强制性的“组织意图”将不可避免地入侵到人民的选举中，使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被扭曲变样。
矛盾的真正症结其实并不在于是否实行“党政一肩挑”或者交叉任职，而在于多年形成的执政观念误区，在于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化和行政化。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
“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党通过法定程序，将自己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宪法和法律，各级党组织遵守宪法和法律，实际上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世人可能并不知道荣誉和耻辱并存的道理。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誉；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誉只会给他加速带来耻辱。
一个人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向往着权力，然而一旦进入权力的旋涡中心的时候，就会感到身不由己，就会感到随时有灭顶之灾，非常可怕。权力的诱惑是那样地不可抗拒，向往权力，又惧怕权力。这就是“叶公好龙”给我们的启示。
元人严济中，身居高位，退下之后，备尝世态炎凉，心中无比愤慨，于是挥笔写下了“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的句子。
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一切，使人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秦朝的李斯被腰斩，是由于他太热衷于权力。而明朝的高启，对权力的可怕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生极力躲避权力，远离权力，即使被迫拖进了权力场中，也不介入权力的纷争，而且抽身退步不可谓不早。但是，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偏要过问你；你不参与政治，政治却偏要将你裹胁进来，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仕途既是显途，也是险途。一个人既然投身于仕途，就应该有一副坚强的神经，不要幻想一帆风顺，不要企求永远的显达， 应该经得起挫折，经得起打击，经得起不公正的待遇，经得起陷入谷底的重压。有人说，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对一个政权是这样，对一个个体又何尝不是如此？
官小能量大，小小的地方官制造大冤狱的事情还少吗？有时，作为朝廷的中央也无能为力，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听之任之。在文化与权力的较量中，文化是太不堪一击的了。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在后世，我们不是见过多少大师级的文化精英，无端惨死于一些自以为奉了尚方宝剑的群氓的鞭鞑之下吗？
国家的盛衰存亡，完全依靠权力的运作，权力运作得当，则国兴、国盛；失当，则国衰、国亡。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