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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６），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２）理学先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３）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４）“天朗气清”语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５）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
迎神和咬人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３）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４）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５）长官禁屠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７）《精忠说岳全传》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８）“天讨”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又是“莎士比亚”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运命
电影“《姊妹花》（２）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４）。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５），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