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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五十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是与他相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辽和西夏给北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大量钱物。范仲淹等人试图改革，却遭到了失败。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抨击保守派，因而被贬。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因为我们被贬到外地，所以想通过缩写《五代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欧阳修想通过仿照《春秋》笔法，表现褒贬之意，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在《职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十三：《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