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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和他的信徒米利（一八○六——一八七三）的著作译成俄文后，当时俄国的报刊上正在广泛讨论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观点。
“对不起，我也并不机智，”拉祖米欣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别再谈了。我这样说是有目的的，不然，所有这些废话和自我安慰，所有这些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三年来已经让我听腻烦了，真的，不但我自己，就是别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我都会脸红。您当然是急于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这完全可以原谅，我并不责备您。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因为，您要知道，近来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企业家要参加公共事业，而不管他接触到什么，都要曲解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结果把一切事业都搞得一塌糊涂。唉！够了！”
“先生，”卢任先生怀着极其强烈的自尊感厌恶地说，“您是不是想要这样无礼地暗示，我也是……”
“噢，请别这么想，请别这么想……我哪会呢！……唉，够了！”拉祖米欣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急遽地转过脸去，面对佐西莫夫，继续不久前的谈话。
彼得·彼特罗维奇显得相当聪明，立刻表示相信所作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再过两分钟就走。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了，我希望，”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等您恢复健康以后，而且由于您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我们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尤其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拉斯科利尼科夫连头都没转过来。彼得·彼特罗维奇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一定是个抵押过东西的人杀死的！”佐西莫夫肯定地说。
“一定是个抵押东西的人！”拉祖米欣附和说。“波尔菲里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过还是在审问那些抵押过东西的人……”
“审问抵押过东西的人？”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问。
“是的，怎么呢？”
“没什么。”
“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佐西莫夫问。
“有些是科赫说出来的；另一些人的名字写在包东西的纸上，还有一些，是听说这件事后，自己跑了去的……”
“嘿，大概是个狡猾、老练的坏蛋！好大的胆子！多么坚决果断！”
“问题就在这里了，根本不是！”拉祖米欣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这一点让你们大家全都迷惑不解，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我却认为，他既不狡猾，也不老练，大概这是头一次作案！如果认为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凶手是个狡猾的老手，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认为凶手毫无经验，那就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使他得以侥幸逃脱，而偶然的机会不是会创造奇迹吗？也许，就连会碰到障碍，他都没预料到！他是怎么干的呢？——拿了几件值十卢布或二十卢布的东西，把它们塞满自己的口袋，在老太婆的箱子里那堆旧衣服里面乱翻了一通，——而在抽屉柜里，在上面一格抽屉的一个小匣子里，除了债券，人们还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现金！他连抢劫都不会，只会杀人1第一次作案，我说，这是他第一次作案；发慌了！不是他老谋深算，而是靠偶然的机会侥幸脱身！”
“这好像是说的不久前杀死一位老年官太太的那件凶杀案吧，”彼得·彼特罗维奇对着佐西莫夫插了一句嘴，他已经拿着帽子和手套站在那里了，但临走想再说几句卖弄聪明的话。看来他是想给人留下个好印象，虚荣心战胜了理智。
“是的。您听说了？”
“那还用说，跟她是邻居嘛……”
“详情细节您都了解吗？”
“那倒不能说；不过使我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个情况，可以说，是整个问题。最近四、五年来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日益增多，这我就不谈了；我也不谈到处不断发生的抢劫和纵火；对我来说，最奇怪的是，上层阶级中的犯罪也同样愈来愈多，可以说，与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是并行的。听说某处有一个从前上过大学的人在大道上抢劫邮车；另一个地方，一些属于上层社会的人制造假钞票；在莫斯科捕获了一伙伪造最近发行的有奖债券的罪犯，——主犯之一是个教世界通史的讲师；还有，国外有一位驻外使馆的秘书被人谋杀，是由于金钱和某种难以猜测的原因……如果现在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被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杀害的，因为乡下人不会去抵押金器，那么，第一，该怎样来解释我们社会上那一部分文明人士的堕落呢？”
“经济上的许多变化……”佐西莫夫回答。
“怎样解释吗？”拉祖米欣吹毛求疵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地过于缺少务实精神，这就是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在莫斯科，问您的那个讲师，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他是这样回答的：‘大家用各种办法发财，所以我也急于发财。’原话我记不得了，不过意思就是：尽快发财，不劳而获！大家都习惯坐享其成，靠别人的思想生活，吃别人嚼过的东西。哼，最后审判的时刻一到，每个人都要前去受审：看你还靠什么发财……”
“然而道德呢？也可以说，作人的原则……”
“您在为什么操心啊？”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插嘴说。“这正是根据您的理论产生的结果！”
“怎么是根据我的理论呢？”
“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
“怎么会呢！”卢任高声喊道。
“不，不是这样！”佐西莫夫回答。
拉斯科利尼科夫躺在那儿，面色苍白，上嘴唇颤抖着，呼吸困难。
“一切都有个限度，”卢任高傲地接着说，“经济观念还不等于请你去杀人，假如认为……”
“这是真的吗，您，”拉斯科利尼科夫又突然用气得发抖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侮辱卢任，他感到十分高兴，“这是真的吗，您曾经对您的未婚妻说……就在您向她求婚刚刚得到她同意的时候……您就对她说，您最高兴的是……她是个穷人……因为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对您更为有利，以后您好控制她……可以责备她，说她受了您的恩惠，是吗……”
“先生！”卢任面红耳赤，窘态毕露，恼恨而气忿地高声叫喊，“先生……竟这样歪曲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必须说，传到您耳中的，或者不如说是故意让您知道的流言，毫无根据，我……我怀疑，有人……一句话……这枝冷箭……一句话，是令堂……我本来就觉得，尽管她有不少优点，可是她的想法里有某些狂热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不过我还是万万没想到，她竟会以幻想来歪曲事实，这样来理解我，把事情想象成……而到底……到底……”
“您知道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大喊，从枕头上欠起身来，目光炯炯，锐利逼人，直盯着他，“您知道吗？”
“知道什么？”卢任住了口，脸上带着受到侮辱和挑衅的神情，等待着。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就是，如果您再一次……您胆敢再提到……我母亲一个字……我就叫您滚出去！”
“您怎么了！”拉祖米欣喊了一声。
“啊，原来是这样！”卢任脸色发白，咬住嘴唇。“先生，您听我说，”他一字一顿地说，竭力克制着，可还是气得喘不过气来，“还在不久前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您对我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可是我故意留下来，好对您能有更多的了解。对于一个有病的人和亲戚，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但是现在……对您……我永远也不会原谅……”
“我没有病！”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声叫喊。
“那就更不会……”
“滚，您给我见鬼去！”
但是卢任已经自己走了，没有把话说完，就又从桌子和椅子之间挤了出去；这一次拉祖米欣站了起来。让他过去。卢任谁也不看，甚至也没向佐西莫夫点个头，虽然后者早已向他点头示意，叫他别再打扰病人了；卢任走了出去，当他微微弯腰走出房门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帽子举得齐肩膀那么高。就连他弯腰的姿势也仿佛表现出，他随身带走了多么严重的侮辱。
“能这样吗，能这样吗？”大惑不解的拉祖米欣摇着头说。
“别管我，你们都别管我！”拉斯科利尼科夫发狂似地叫喊。“你们到底肯让我安静一下不，你们这些折磨人的家伙！我不怕你们！现在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给我滚开！我想独自个儿待在这儿，独自个儿，独自个儿，独自个儿！”
“咱们走吧，”佐西莫夫对拉祖米欣点点头，说。
“那怎么行，难道能这样丢下他不管吗？”
“走吧！”佐西莫夫坚持地又说了一遍，说罢就走了出去。
拉祖米欣想了想，就跑出去追他了。
“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可能更糟，”佐西莫夫已经到了楼梯上，说。“不能激怒他……”
“他怎么了？”
“如果有什么有利的因素推动他一下就好了！刚才他精神还好……你听我说，他有什么心事！一件总也放不下、让他十分苦恼的心事……这一点我非常担心；准是这么回事！”
“也许就是这位叫彼得·彼特罗维奇的先生吧！从谈话中可以听出，他要和他妹妹结婚，罗佳生病以前接到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这件事……”
“是啊；见鬼，他偏偏现在来了；也许会把事情完全弄糟了。你发觉没有，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什么都避而不答，只除了一件事，这件事总是会使他失去自制：就是这件凶杀案……”
“对，对！”拉祖米欣附和说，“我不但发觉，而且非常注意！他很关心，也很害怕。这是因为，就在他生病的那天有人吓唬过他，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他昏过去了。”
“今天晚上你把这件事跟我详细谈谈，以后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他让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半小时后我再去看他……
不过发炎是不会的……”
“谢谢你！这段时间里，我在帕申卡那儿等着，通过娜斯塔西娅照料他……”
只剩下拉斯科利尼科夫一个人了，他急不可耐、满腹忧虑地看看娜斯塔西娅；但她还拖延着不走。
“现在要喝茶吗？”她问。
“以后再喝！我想睡觉！别管我……”
他痉挛地转身面对墙壁；娜斯塔西娅走了出去。
第二卷 第06章
但是她刚一出去，他立刻就起来了，用门钩扣上房门，解开拉祖米欣不久前拿来、又重新包起来的那包衣服，动手穿了起来。怪事：似乎他突然变得十分镇静了；既不像不久前那样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也不像最近这段时间那样失魂落魄，惊恐万分。这是一种奇怪的、突然到来的镇静的最初瞬间。他的动作毫无差错，目的明确，表现出他有某种坚定的意图。“今天，就在今天！……”他喃喃地自言自语。不过他明白，他还很虚弱，但极度的精神紧张，使他变得镇静和下定决心的精神紧张，给了他力量和自信；不过他希望不至于跌倒在街上。他全身都换上了新衣服，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想了想，把钱都装进了衣袋。一共是二十五卢布。他又拿了那几个五戈比的铜币，那是拉祖米欣拿去买衣服的十个卢布找回的零钱。然后他轻轻取下门钩，从屋里出来，走下楼梯，朝大敞着的厨房门里面张了一眼：娜斯塔西娅背对着他站着，弯下腰，正在吹女房东的茶炊。她什么也没听到。而且谁能想到他会出去呢？不一会儿，他已经到了街上。
已经八点钟了，红日西沉。仍然那么闷热；然而他还是贪婪地吸了一口这恶臭难闻、尘土飞扬、被城市污染了的空气。他的头微微眩晕起来；他那双发红的眼睛里和白中透黄，十分消瘦的脸上，却显示出某种奇怪的旺盛精力。他不知道，也没想过要到哪里去；他只知道一点：“这一切必须在今天结束，一下子结束它，立刻；否则他决不回家，因为他不愿这样活下去。”怎么结束？用什么办法结束？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愿去想它。他驱除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折磨他。他只是感觉到，而且知道，必须让一切都发生变化，不是这样变，就是那样变，“不管怎么变都行”，他怀着绝望的、执拗的自信和决心反复说。
由于以前养成的习惯，他顺着从前散步时通常走的那条路径直往干草广场走去。还不到干草广场，在一家小铺门前，马路上站着一个身背手摇风琴的黑发年轻流浪乐师，正在摇着一首十分动人的抒情歌曲。他是为站在他前面人行道上的一个姑娘伴奏，她约摸有十四、五岁，打扮得像一位小姐，穿一条钟式裙，肩上披着披肩，戴着手套，头上戴一顶插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