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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我看过了。不过现在到处都有很多虚无主义者;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我请问您?不过,我和您……我们,不是吗,当然,我们可不是虚无主义者!请您坦率地回答,开诚布公地!”
“不—不是……”
“不,您听我说,您跟我可要开诚布公,您别不好意思,就像自己跟自己一样嘛!公务是一回事,……是另一回事……您以为,我是想说友谊吗,不,您没猜对!不是友谊,而是公民和人的感情,人道的感情,对上帝的爱的那种感情。履行公务的时候,我可以是个官方人员,可是我应该永远感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而且意识到……您刚刚谈到了扎苗托夫。扎苗托夫,他在一家妓院里喝了一杯香槟或者是顿河葡萄酒,于是就照法国人的方式,大闹了一场,出尽了丑,——瞧,这就是您的扎苗托夫!而我,也许可以说,我极端忠诚,有崇高的感情,此外,我还有地位,我有官衔,担任一定的职务!我有妻室儿女。我在履行公民和人的义务,可是,请问,他是个什么人?我是把您看作一位受过教育、品格高尚的人。还有这些接生婆,也到处都是,多得要命①。”
拉斯科利尼科夫疑问地扬起了眉毛。显然,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是刚刚离开桌边,他的话滔滔不绝,可是空空洞洞,听起来大半好像是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响声。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勉强听懂了;他疑问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收场。
“我说的是这些剪短头发的少女②,”爱说话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接下去说,“我给她们取了个绰号,管她们叫接生婆,而且认为,这个绰号十分贴切。嘿!嘿!她们拼命钻进医学院,学习解剖学;嗯,请问,要是我病了,我会去请个少女来治病吗?嘿!嘿!”
……………………
①火药桶中尉蔑视地把“助产士”叫作“接生婆”。保守派的报刊通常都这样攻击女权运动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妇女只能从事两种职业:助产士和教师。
②指医学院的女学生,她们都剪短发。这些女学生毕业后都只能作助产士。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哈哈大笑,对自己这些俏皮话感到非常满意。
“就算这是对于受教育的过分的渴望吧;可是受了教育,也就够了。为什么要滥用呢?为什么要像那个坏蛋扎苗托夫那样,侮辱高贵的人们呢?请问,他为什么要侮辱我?还有这些自杀,出了多少起这样的事啊,——您简直无法想象。都是这样,花完了最后一点儿钱,于是就自杀了。小姑娘,男孩子,老年人……这不是,今天早晨就接到报告,有一位不久前才来到这儿的先生自杀了。尼尔·帕夫雷奇,尼尔·帕夫雷奇!刚才报告的那位绅士,在彼得堡区开枪自杀的那位绅士,他叫什么?”
“斯维德里盖洛夫,”另一间屋里有人声音嘶哑、语气冷淡地回答。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由得颤栗了一下。
“斯维德里盖洛夫!斯维德里盖洛夫开枪自杀了!”他高声惊呼。
“怎么!您认识斯维德里盖洛夫?”
“是的……我认识……他是不久前才来的……”
“是啊,是不久前来的,妻子死了,是个放荡不羁的人,突然开枪自杀了,而且那么丢脸,简直无法想象……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留下了几句话,说他是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自杀的,请不要把他的死归罪于任何人。据说,这个人有钱。请问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认识他……舍妹在他家里作过家庭教师……”
“噢,噢,噢……这么说,您可以跟我们谈谈他的情况了。
您怕也没料到吧?”
“我昨天见过他……他……喝了酒……我什么也不知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落到了他的身上,压住了他。
“您脸色好像又发白了。我们这儿空气污浊……”
“是的,我该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含糊不清地说,“请原谅,我打搅了……”
“噢,您说哪里话,请常来!非常欢迎您来,我很高兴这样说……”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甚至伸过手来。
“我只不过想……我要去找扎苗托夫……”
“我明白,我明白,您让我非常高兴。”
“我……很高兴……再见……”拉斯科利尼科夫微笑着说。
他出去了,他摇摇晃晃。他头晕。他感觉不出,自己是不是还在站着。他用右手扶着墙,开始下楼。他好像觉得,迎面来了个管院子的人,手里拿着户口簿,撞了他一下,上楼往办公室去了;还好像觉得,下面一层楼上有条小狗在狂吠,有个女人把一根擀面杖朝它扔了过去,而且高声惊叫起来。他下了楼,来到了院子里。索尼娅就站在院子里离门口不远的地方,面无人色,脸色白得可怕,神情古怪地,非常古怪地看了看他。他在她面前站住了。她脸上露出某种痛苦的、极为悲痛和绝望的神情。她双手一拍。他的嘴角上勉强露出很难看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微笑。他站了一会儿,冷笑一声,转身上楼,又走进了办公室。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已经坐下来,不知在一堆公文里翻寻着什么。刚才上楼来撞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一下的那个管院子的人站在他的面前。
“啊——啊——啊?您又来了!忘了什么东西吗?……不过您怎么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嘴唇发白,目光呆滞,轻轻地向他走去,走到桌前,用一只手撑在桌子上,想要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只能听到一些毫不连贯的声音。
“您不舒服,拿椅子来!这里,请坐到椅子上,请坐!拿水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到了椅子上,但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露出非常不愉快的惊讶神情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的脸。他们两人互相对看了约摸一分钟光景,两人都在等着。水端来了。
“这是我……”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说。
“您喝水。”
拉斯科利尼科夫用一只手把水推开,轻轻地,一字一顿,然而清清楚楚地说:
“这是我在那时候用斧头杀了那个老太婆——那个官太太,还杀了她的妹妹莉扎薇塔,抢了东西。”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惊讶得张大了嘴。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把自己的口供又说了一遍……
……
尾声
一
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河岸上矗立着一座城市①,这是俄罗斯的行政中心之一;城市里有一座要塞,要塞里面有座监狱。第二类流刑犯②罗季昂·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在这座监狱里给关了九个月。从他犯罪的那天起,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
①指额尔齐斯河畔的鄂木斯克。
②根据一八四五年颁布的俄国刑法典,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犯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在矿场劳动;第二类修建要塞、堡垒;第三类在工厂劳动,主要是在军工厂和熬盐的工场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作为第二类流刑犯人,给关在鄂木斯克监狱里。
他这件案子的审讯过程没遇到多大困难。犯人坚决、确切、明白无误地坚持自己的口供,没有把案情搞乱,没有避重就轻,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忘记一个最小的细节。他毫无遗漏地供述了谋杀的整个过程:他解释了在被害的老太婆手里发现的那件抵押品的秘密(一块有金属薄片的小木板);详细供述了他是怎样从死者身上拿到了钥匙,描绘了那些钥匙的形状,描绘了那个小箱子,以及箱子里装着些什么;甚至列举了其中的几件东西;说明了杀害莉扎薇塔之谜;供述了科赫来敲门的情况,他来了以后,怎样又来了一个大学生,转述了他们两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后来,他,犯人,是怎么跑下楼去,以及听到米科尔卡和米季卡尖叫的情况;他又是怎样藏进那套空房子里,怎样回家的,最后指出,那块石头是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一个院子里,就在大门附近;在那块石头底下果然找到了东西和钱袋。总之,案情十分清楚。然而侦查员和法官们都对这一点感到惊讶:他把钱袋和东西都藏到了石头底下,而没有动用过;使他们更为惊讶的是:他不仅记不清他亲手偷来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就连究竟有几件,也搞不清楚。至于他连一次也没打开过钱袋,甚至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说实在的,这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了(钱袋里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长期藏在石头底下,最上面的几张票面最大的钞票已经破损得非常厉害了)。花了好长时间竭力想要弄清:既然被告对其他所有情况都老老实实自愿供认了,为什么独独在这一点上说谎?最后,某些人(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是可能的,认为他的确没有看过钱袋,所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还没弄清里面有什么,就这样把它拿去藏到石头底下了,但是由此立刻又得出结论,所以会犯这桩罪,一定是由于一时精神错乱,可以说是患了杀人狂和抢劫狂,而没有更进一步的目的和谋财的意图。正好赶上这时有一种关于一时精神错乱的、最新的时髦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竭力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某些罪犯的心理。加以许多证人都证明,拉斯科利尼科夫长期以来就有忧郁症的症状,并且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证人中有佐西莫夫医生,他以前的同学,女房东和一个女仆。这一切有充分根据促使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完全像一般的杀人犯、强盗和抢劫犯,这儿准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使坚持这种意见的人感到极为遗憾的是,犯人本人几乎并不试图为自己辩护;对于最后几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杀人,是什么促使他抢劫,他的回答十分明确,话说得很粗鲁,然而符合实际,他说,这一切的原因是他境况恶劣,贫困,无依无靠,他期望在被害者那里至少能弄到三千卢布,指望靠这笔钱来保障他的生活,使他在初入社会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他决定杀人,是由于他轻率和缺乏毅力的性格,贫困和失意更促使他下了杀人的决心。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来自首的,他直率地回答说,由于真诚地悔罪。这些话几乎都说得很粗鲁……
然而,就所犯的罪行来说,判决比所能期待的还要宽大,而且也许这正是因为犯人不仅不想为自己辩护,反而甚至似乎想夸大自己罪行的缘故。这一案件的所有奇怪和特殊的情况都被考虑到了。犯人犯罪时的病态心理和贫困境况都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他没有动用抢劫来的财物,被认为,一部分是由于他萌发了悔悟之念,一部分是由于犯罪的时候,他的精神不完全正常。无意中杀死莉扎薇塔,这一情况甚至成为一个例证,使如下的假设更为可信:一个人杀了两个人,而同时却忘记了,房门还在开着!最后还有,正当一个精神沮丧的狂热信徒(尼古拉)自称有罪,以虚假的供词把案情弄得异常混乱的时候,此外,对真正的罪犯不仅没有掌握确凿的罪证,而且甚至几乎没有产生怀疑(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完全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正是在这个时候,犯人前来自首了。这一切最终促使对被告从轻判刑。
此外,完全意料不到地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对被告十分有利的情况。以前的大学生拉祖米欣不知从哪里找到了这样一些材料,而且提出证据:犯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曾经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帮助一个害肺病的穷苦同学,维持他的生活几乎长达半年之久。那个同学死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去照顾亡友(他几乎从十三岁起就靠自己的劳动赡养自己的父亲)仍然活着的、年迈体弱的父亲,最后还让这位老人住进了医院,老人死后,又为他安葬。所有这些材料对决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命运起了某些有利的作用。拉斯科利尼科夫以前的女房东,他已经病故的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岑娜也作证说,他们还住在五角场附近另一幢房子里的时候,有一次夜里失火,拉斯科利尼科夫从一套已经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了两个小孩子,因为救人,他自己被火烧伤了。对这一事实作了详细调查,许多证人都完全证实了这一情况。总之,结果是,考虑到犯人是投案自首以及某些可以减刑的情况,犯人被判服第二类苦役,刑期只有八年。
还在审讯一开始的时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可以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个沿铁路线、离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这样可以经常留心审讯的情况,同时又能尽可能经常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同时还有类似精神错乱的某种迹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错乱,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娅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回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