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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流逝，人世几经沧桑，创办黄公顺酒业的黄公早已作古，黄公顺酒馆旧址也在石花酒厂扩建时被毁，那眼马拉的泉水井也被填平。但在石花镇，黄公顺酒业的影响仍深深镌刻在古镇居民们心中。在石花街老居民们心目中，今天的石花酒就是黄公顺酒。这不仅是因为石花酒厂就建在黄公顺酒馆的旧址上，也不仅是因为黄家的后人一直在石花酒厂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今天的石花酒曲配方仍是当年的黄公顺酒馆的老秘方，更多的是古镇人对本镇工业创始人黄公的一种怀念和一种对历史品牌的珍视。
石花酒之新
人有时是很固执的，改变观念很难。石花酒在襄樊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清香型，不合口味”概念根深蒂固。怎样打破这一层坚冰呢？
曹远亮、王进明都有很深的的石花情结，都有很浓的“清香型”情结。他们感觉清香型白酒是最合口味的，是最好的酒；观之清流澈透明，闻之清香四溢，饮之绵如情丝。但是为了满足“上帝”的需求，照顾“上帝”的感受，他们也只能忍痛割爱，天天品尝起浓香型石花酒。这一品不打紧，品出了新感觉，而且对浓香型石花酒上了瘾。浓香型酒的优点，就是入口比较容易，绵甜爽口。高级评酒师对三品、五品、七品石花酒的评价是：窑香优雅、绵甜爽净、柔和协调、尾净香长。
根据曹远亮、王进明的亲身感受和市场一线反馈的消费者感觉，金犁公司确定浓香型石花酒上市初期的宣传主题是“新石花，新感觉”。辅助宣传语是“十足襄樊味，百年石花情”。和“襄江水甜，石花酒好”。石花酒同消费者新一轮的沟通拉开了帷幕。一夜之间，襄江超市320平方米的巨型户外广告牌、200辆公交车贴的宣传内容由“襄樊极品酒，石花霸王醉”变成“新石花，新感觉”。襄江超市巨型广告左边还配上简明的石花酒发展史，右边也配上“石花酒品歌”。别具一格的形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有很多市民驻足耐心阅读详尽的内容。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覆盖率，石酒决定，电视广告、广播广告和报纸软文一齐上，配合户外广告，达到有效沟通。报纸软文可以起到同消费者深度沟通的作用，可以把“新石花，新感觉”讲通讲透，让消费者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会有“十足襄樊味，百年石花情”的体验。
当然，最有效的沟通还是和消费者贴近的公关活动。四场“新石花之夜中秋晚会”分别在人民广场和南湖广场举办，观众如潮，听众更是数以十万计，襄樊人民广播电视台文艺台四场全程现场直播。白天两个广场彩旗飞扬、巨幅抢眼，四个红色的巨型灯笼更是引人注目。“新石花，新感觉”“襄江水甜，石花酒好”在襄江两岸传颂。晚会精彩纷呈，文艺节目中间有奖问答激起了观众的热情，在娱乐中参与，在参与中体验，体验石酒业的真情厚意。
襄樊市区辅助以“大头菜、金鳄烟、十花酒”二汽辅助以“东风车，十花酒”作为宣传主题。通过《襄樊日报》、〈襄樊晚报〉和〈东风汽车报〉，将“新石花之夜中秋晚会”的盛况告之广大市民。新石花酒，让市民喝起来！
霸王石花酒
石花酒厂新领导人这种悲壮感动了县委书记刘立勇。当曹远亮把石花酒厂库存20多年陈酿的老酒库打开，请市县委领导给他们的“当家酒”命名定价时，刘立勇由曹远亮破釜沉舟的勇气一下联想到了与石花酒有着不解之缘的楚霸王项羽，灵机一动说“我看就叫霸王醉吧！”中共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同志尝过“霸王醉”后，连声赞叹说：“好酒！品质绝对在茅台、五粮液之上！”建议将“霸王醉”的定位在“襄樊极品酒”的档次。
曹远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管过多年生产的曹远亮对石花酒厂的“老家底”信心十足。这种酒是石花酒厂的看家的“镇山之宝”，它在用料上十分考究，精选东北特优高粱，取水用的是厂里那股千年老泉“双泉井”之水，经高温润糁堆积、传统地缸二次发酵，由特级酿酒技师手工精选，在放酒时掐头去尾，每甄酒只选一小壶，100斤高梁只能选取1斤！然后密封窖藏。戏剧中常说的所谓皇上为有功之臣赏赐“御酒”，便是指的这种酒。这是几代人积攒下的原酒之父、基酒之王，真正的酒之精华、堪称石花酒魂、人间极品！
这种酒，一般只用来给新出的清酒加香加厚，从未舍得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这是从黄公顺开馆就开始形成的规矩，攒这种酒就是攒家当，在物价不稳定的年代，这种酒是可以跟金条和银元一样保值的。谁要是想把这种原汁酒拿出来卖，马上就会遭到严厉斥责：“要把老祖宗的根基吃了不成？”黄公顺时期的习惯作为一种文化保留了下来。按照黄家的规矩，不到遇到大灾大难，这种酒是断不可动用的。
曹远亮这次破了规矩，他在心里祭拜石花酒厂的各位前辈，“前辈们原谅吧，我曹远亮本不是败家之子，无奈厂子到了今天的地步，我是万般无奈之下才动用‘老底’的，唯有这样，石花酒才能重塑金身，再放光芒！”
中国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国家评酒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教授，在中国白酒界被尊为“北高”，高老在前一天晚上饮用3两石花霸王醉后，第二天评价说：“石花霸王醉清香纯正，细腻，香气郁人，香而不厌，完全是自然发酵的香气，没有任何人为添加因素；石花霸王醉酒体醇厚、丰满，酒度虽高达70度，在全国少见，但度高而不腻，饮后口不干、头不疼，号称‘襄樊极品酒’名副其实”。
职称为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陶家驰，是中国白酒专业协会技术顾问组专家、国家白酒特聘评酒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在中国白酒界号称“南陶”，陶老先生品尝了“霸王醉”后评价说，“‘霸王醉’度数虽然达到70度，却没有常见高档酒的那种火爆、辛辣，而是一种绵软、圆润、回味悠长，如同一首美妙的歌听罢许久仍有余韵绕梁之感，闻着如同俄罗斯的‘伏特加’一般醇香诱人，入口后却像法兰西的百年窖藏‘路易’系列那样醇厚绵长，饮后满口余香”。
漫长的封藏期使其成本昂贵而且存量非常少，上市时，霸王醉最终定价每瓶518元。
中华香烟
“中华”牌卷烟自195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了50年发展的历程，五十年来，“中华”烟以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今天作为唯一荣获国家质量金质奖的中华烟，其间倾注了几代上海烟草人的心血和奉献，为此，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深情地为中华烟五十年纪念活动题词：“五十年发展之路，半世纪中华情缘”表达了上海烟草职工的共同心声。当年参与中华烟开发和生产管理的老一辈烟草人回忆起创品牌的难忘历程无不心潮澎湃、关爱倍至。这里我们特将《上海烟业报》陆续刊发的部分文章摘录汇总，以飨读者。让我们更全面了解“中华”，热爱“中华”，进一步精心培育“中华”，为上海烟草再创辉煌作出新的贡献。
中华烟的诞生
解决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承担了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ａａB。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我们就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并委托华商广告公司的丁浩负责代理。记得当时只花了100元钱（人民币）。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好，那时的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中华”烟的研制
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掌握配方任务就由乐宗韶和朱尊权承担。以后朱尊权调入部属烟草工业研究室，则负责“中华牌”卷烟质量的任务又落在乐宗韶和刘崇阳身上。
“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浙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
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作比较。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结合选叶、退梗、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中华牌”卷烟，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
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中华牌”卷烟质量，规定“中华牌”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必须经部里批准，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早期中华烟原料的采购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采购部、商业部、轻工业部等等。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计划完成不好，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要求督促、支持，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请示汇报更多、更勤。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牵涉到特需、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抓复烤，抓调运，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当年一般仅10％左右，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上等烟紧张，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省公司知道后，责成必须追回，调给上海，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