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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制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他以气吞山河的气魄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由于秦始皇的权力是登峰造极、无所限制的，群臣们对他的任何想法只能是迎合，很难提出异议。因此，他渴望成仙的愿望也在不断受到周围的支持和赞同。没有当头棒喝，自然很难迷途知返。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无限的权威，使在臣僚们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的秦始皇更加忘乎所以。既然自己所取得的功业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那么自己的寿命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别人没有达到的求仙愿望，自己当然也应该达到。在专制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秦始皇自我陶醉、惟我独尊、惟我独是，什么历史经验、自然规律、生命周期，他都完全抛置脑后，很容易做起了权威无限、生命无限的美梦。
2。安邦定国的需要。
秦皇朝的建立，使秦始皇获得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同时，秦朝政权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压力。由于统一后，秦始皇没有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反而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特别是到秦始皇晚年，人民的各种反抗活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动，企图东山再起。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作为一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专制君主，秦始皇认为自己有能力统一天下，就有能力和责任治理好天下。他不相信别人能把秦帝国从动荡中稳定下来，更不情愿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秦帝国交给后人。为了治理好国家，他需要时间，需要长寿甚至长生，而求仙活动恰恰能虚幻地满足他的这种政治和心理需要，因此，他对求仙活动的热情和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
3。接班人的困扰。
秦始皇晚年在醉心于求仙之道的同时，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求仙活动的一次次失败，使他不得不想到了死。而在接班人的选定上，又始终难作取舍。尽管希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无穷。”但选谁为二世，却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秦始皇有子20余人，史书中记载较多的只有长子扶苏和少子胡亥，这两人也当是秦始皇诸子中最有能力、最有地位、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者。扶苏身为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百姓闻之贤”。但是他在治国方略上却与其父有很大的不同。秦始皇专断严酷，主张以法治国；而扶苏却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主张以仁德治国。秦始皇坑杀儒生，扶苏直言劝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秦始皇大为恼怒，把他赶出首都，“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以扶苏的地位、能力、威望来说，都应该是最佳的皇位继承人，对此，秦始皇也非常清楚。但他并不希望把权位传给一个与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不相同的人。因此，传位扶苏，似乎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却并不心甘情愿。
少子胡亥最得秦始皇喜爱，但这种喜爱更多的是老年人固有的疼爱幼子的心理作用。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也曾跟赵高学习法律。他表面木讷而内心狠毒，在秦帝国无尺寸之功。让胡亥少年继位，群臣未必畏服。传位于他，自然也难使秦始皇放心。对有才干、得人心的长子和钟爱的幼子尚且如此，其他诸子自不待言。找不到一位让自己放心满意的继承者，而秦朝的一系列暴政又搅得天下不安，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秦始皇为其接班人面临的严峻局面而忧心忡忡。以秦始皇的性格，他决不甘心把一个动荡的江山传到一个不满意的接班人手中。为了使国家基础坚如磐石，他深感必须长寿。这样看来，无休止地寻求不死之药，不仅是一种个人愿望，而且已经成了秦帝国的政治需要了。
三、个性因素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除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外，还与他贪婪自负的个性息息相关。统一全国后，他“意得欲从”，人力所能做到的好事他都有了。正如丘琼山所说：“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惟不可必得志者，寿耳。”特殊的经历、自负的性格和无限的欲望，都导致他对求仙的兴趣超出了常人。
1。身体状况、复杂经历的缘故。
对于秦始皇的身体状况，尉缭有一段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蜂准、挚鸟膺，豺声’都是生理的缺陷，特别是‘挚鸟鹰’，即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可见，秦始皇从少年时起就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素质极差。登上王位后，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统一天下后，又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落下来。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地消耗，秦始皇的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问题，力图寻求摆脱死亡威胁的途径，这也是他长期迷恋和相信神仙学说的基础。
秦始皇13岁登上王位，面对的却是大权旁落的局面。丞相“仲父”吕不韦把持朝政，生母又与假宦官私通，秦始皇与他们有着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经过激烈斗争，铲除了吕不韦、假宦官的势力，才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他仍然面对六国残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暗杀活动。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锥击，逢盗兰池……面对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更激起了秦始皇的好胜之心，坚定了他一定要找到一种生长不死办法的思想，而求仙活动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自然使他紧抓不放。
2。私欲的无限膨胀。
为了夺取天下，统一六国，早年的秦始皇积极进取，礼贤下士，办事谨慎，生活节制。为笼络尉缭，他“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对国家大事，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决断。统一中国后，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臣僚们的歌功颂德，秦始皇开始忘乎所以，贪婪暴虐的本性逐渐显露，无限的私欲恶性膨胀。在咸阳，他大兴土木，模仿建造六国的宫殿，“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由于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又开始嫌“先王之宫廷小”，动手兴建富丽堂皇、规模空前的巨型宫殿——阿房宫。方士劝诫他：“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他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在尽情享受华宫美女之乐的同时，又带着豪华的仪仗队及庞大的车队到全国不断巡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在政治上称皇帝、建郡县、击匈奴、徙民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自古莫及己”。就在他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荣华富贵无人能敌之时，身体也在不断衰弱，死亡日渐逼近。对欲壑难填的秦始皇来说，只有成仙才能长生，才能保住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欲望无限度地伸张。所以，他对求仙活动也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3。个性的自负。
特殊的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秦始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他贪图权势，对待他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统一后更加忘乎所以，惟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被他拒绝，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被发配到边疆监军。这样的性格，自然使他对任何人都心存疑虑，不放心把政事交给别人处理，只好“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更不甘心死后把政权交给别人，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得道成仙、永生不死了。
在求仙的过程中，秦始皇的思想始终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尽管他听信方士之言，求神仙、炼不死之药，但事实却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于是大规模营造骊山墓，希望把生前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搬到地下。求仙与建墓，同样是秦始皇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的产物。但是直到躺在陵墓里，他仍然固执地追寻着成仙之路，从兵马俑的发掘可以看出这一点。古代帝王讲究面南坐北，而兵马俑却是面向东方。据勘测，躺在地下的秦始皇也是头西脚东，秦人称为面东。面东表现了他向往东方、入海求仙之梦。可见，未能长寿成仙，成了秦始皇死不瞑目的遗憾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追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个性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秦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心平气和地谈谈秦始皇
心平气和地谈谈秦始皇
始皇帝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人物，如果当时的中国不在铁血中被统一，中华民族是否能够存在下去都是有疑问的，因为即便是统一、文明、富强的中国也经常不是来自北方民族的对手，甚至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诸如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的覆灭——现在谈论谁是古印度人的后代，巴比伦人的后代在哪儿，古埃及人演变成了什么都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了！就此，我们就知道相对先进的文明什么都保证不了，只有那些能够经受住战争洗礼的民族才能确保不灭种（也许会亡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了，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始皇帝时代就统一了起来，从而为同一文化下种族的繁衍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经历汉代的发展，从人口上和文化上已经具备了即便亡国也不可能被灭种的条件——中国人在民族和文化上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就是大一统条件下人口的繁衍，其数量之多，力量之强大，就如同浩瀚的海洋，无论什么东西都最终被稀释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再野蛮的征服者也无法将其杀光。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征服了六国，更在于他创造了如何将已经在分裂的局面中习惯性地生活了数百年（也许上千年）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具有确定的含义）统一在一起的制度基础。我们设想中国一直无法统一，那么时间的推移就会使文明在相对独立基础上继续各自发展，统一的民族性就根本无从谈起——如果我们考虑到两岸相对隔绝已经引起的严重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问题和令人忧虑的趋势，我们就能够理解秦始皇和铁血统一中国的历史价值，而当时的交通条件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要比现在落后百倍。这种价值不能从它在当时引起的东西去理解，而应当从“创造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开创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延续下来的历史基础”这样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述统一，中华民族就无法形成；如果没有上述统一，那么中国人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历史上能否形成并延续下来便会成为严重的疑问，至于其文明的延续就更成问题了。正因为如此，即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荒淫……的皇帝（还好他不是），但是与在分裂的持续发展会使中国人和中国失去历史基础的情况下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绩相比，那都算不了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将荆轲、屈原之类看成是爱国英雄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和中国人都还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是进行中的事情，而绝不是完成了的事情）。秦始皇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之父，民族之父——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对秦始皇陵应当永久保护，绝不能挖掘。因为子孙们出于对历史的好奇而挖开祖坟无论如何也是和中国人的基本道德相悖的。
秦始皇因为坑杀了一些列国的遗老遗少们（也许从当时历史角度来看，他们是坚决的爱国者），烧了书生们喜欢的书籍，所以文人们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需要，是恨透了秦始皇的，尽管没有秦始皇，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的历史基础就不存在。这些人的着眼点是对秦始皇那个人的具体行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