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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韩非总的来讲，应是法家集大成者。
六、韩非是法家“义理”学派的创始人
传统上，理论界只将韩非当成法家和法、术、势相结合以及法家集大成者，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应当说，这种看法不只是对韩非学说的定性不准，而且贬低了韩非学说的理论价值。笔者认为，韩非不只是法家，也不只是法家集大成者，而且还创立了法家的一个新派别——义理学说，将法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先看“义”。《韩非子》之《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谓其宜也，宜而为之。”韩非首次将“义”释为“宜”。“宜”之第一位的表现，就是“君臣上下之事”，即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后面所有的其他之“宜”，都要以“君臣上下之宜”为准则。由此，韩非的“义”就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即治国理论。应当指出，“义”在中国古代最先属伦理道德范畴，是一种不图私利，讲求立公或公而忘私的美德，后来墨子将其发展成了一个政治范畴。不过，墨子的“义”与韩非的“义”有质的不同。墨子的“义”，产生于经济领域，包含一定的经济内容，即物质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利也。”韩非的“义”，则纯产生于政治领域，不只没有经济内容，相反却完全排斥物质利益。如其《说疑》曾说：“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韩非提出“义”，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术作为一种阴谋政治，整人哲学，太赤裸裸了，还是伪装些好；二是术本身玄机太深，君难测，臣亦难测，不好把握，还是将其具体化、模式化才好便于操作。应当说，韩非将术发展成“义”，其内涵更加明确透彻，外表也更加冠冕堂皇了。
再看“理”。“理”是韩非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在中国古代最早当动词用，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东南其亩。”后来在《经法》、《荀子》等文献中，被概括为哲学范畴，指与“道”相关的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或法则。如《经法·；论》说：“物各（合其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理始终是个小范畴，道是大范畴，道制约着理。韩非是怎样将理升华为其哲学之核心的呢？第一，将理首先做为其哲学的非常重要和基本的范畴。如其《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这里，韩非虽把道仍做为理的根本和最高范畴，但理具体统摄万事万物的观点是明确的，理在其哲学中的地位也是显著的。第二，提高理在认识论中的绝对作用，摆脱道的羁绊。其《解老》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认识了理，就认识了道，不认识理，就不能认识道。这与《经法》等文献中“求理于道”，“得道才能成理”则完全相反。第三，突出理在改造世界中的独立作用，使道成为可有可无的躯壳。其《解老》说：“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理定而物易割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就是说，在实践上只要“缘理”或“循理”办事即可，而不象《经法》等文献那样，非得从道出发才行。第四，把“道理”并列。其《解老》说：“啬之谓术也，先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陷于祸，犹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5先秦诸子百家——法家
”把“道理”并列，亦是韩非破天荒之发明。
这说明，他已把理升华成了一个与道具有同等地位的最高哲学范畴，道被彻底掏空了，理成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第五，单独用理来说明问题，并贬低道。在《解老》中，他多次讲：“动弃理，则无成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举动理，则少祸害”；“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等等。这是将理独立于道的表现，《解老》还说：“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韩非认为：道生于术。显然，道在他那里已没有什么价值了。韩非的哲学便完全成了理哲学。韩非的理哲学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应当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还需做深入分析。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因素都有；二是从唯心论上说偏重于主观唯心主义。如《解老》说：“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
韩非的“义理”学说在治国上的具体运用，有四点值得重视：一是义后来被他概括成了三纲的前身——“三顺”理论，其《忠孝》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二是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三是理在实践上被他概括成了“任理去欲”。如其《南面》说：“人主欲为事，不能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四是“任理去欲”的深化，便是“诛心说”。其《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诛心说的最高境界是不让人去想！
七、韩非不是法家的学术及历史意义
．．．．．．
正确认识韩非的学术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公羊春秋》不是儒学，董仲舒也非儒家。我们知道，《公羊春秋》的思想核心是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核心也是义，这两个义都出自《韩非子》，是韩非的义之借尸还魂。《公羊春秋》发展的“诛心说”，《春秋繁露》发展的“三纲”理论，亦都出自《韩非子》，即其始作俑者都是韩非。所以，《公羊春秋》本质上为法家文献，董仲舒属法家。
其次，能使我们对《韩非子》增进了认识。过去，理论界将韩非当作法家，无法发现《韩非子》的真谛，只有还其法家的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了解《韩非子》，发现其义理学说。只有发现其义理学说，才能正确评价韩非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对后来整个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刑名”学说，及法家与法家的联系与区别。
再次，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过去，理论界都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笔者早就指出，这是子虚乌有。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才是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指出，《公羊春秋》与《春秋繁露》在汉代的存在，就是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有力回击，也是对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之百家合流的中心——“儒术合流”基点说的最好证明。儒术合流在本质上就是韩非法家之义理学说与儒学的合流。我们只有正确认识《韩非子》才能对百家合流作出科学的揭示，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反思向深层次发展。
注：
（1）（2）（3）（4）（5）《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李斯列传》；《儒林列传》；《袁盎晁错列传》。
（6）《汉书》：《武帝纪》
（7）《韩非子》：《定法》
（8）（11）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9）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10）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于南京“困陋斋”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秦代简史
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到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十五年。
秦始皇统一后，没有再用分封制，而是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确立了郡县制，使地方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这有利于消除分裂割据的局面，避免出现周朝分封导致的春秋战国的大乱格局。最初设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六个。中央政治制度则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综合战国时期的官僚体制，使之系统化，对官吏的考核则用“上计”制，类似于现在的年度述职。此外，秦朝还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促进了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秦朝的统一思想和焚书坑儒则极大地破坏了文化，钳制了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消失，一统江山、一统思想和惩罚思想犯罪成了此后帝王的重要任务，这对古代思想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为防卫匈奴，秦在秦、燕、赵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成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这比现存的明长城更往北，距离也更长。
秦的灭亡主要在于残酷的法律制度为主的严酷统治，农民起义一爆发就势不可挡地让秦朝匆匆谢了历史之幕。中央集权制度
战国时，各国最高统治者都尊号为王。秦王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
自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并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以上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在封建国家中享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
中央政府
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
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但统一后太尉实际却虚设，以便皇帝直接控制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辅佐丞相处理事务。
三公之间相互制约，便于皇帝集权于一身。
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
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
太仆，管理宫廷车马；
卫尉，掌管皇宫保卫；
典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
廷尉，负责司法；
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税收；
宗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
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以供皇室需要。
这些官僚都是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地方行政机构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将战国后期已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秦末增至四十余郡，京畿内不设郡，设内史管辖，以别于其他诸郡。
郡设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郡守之下，设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又设监御史，负责监察。各郡每年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和治安情况。一郡之内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足万户的设县长，统治全县人民。县令、县长之下设县尉，管全县军事，设县丞，助理县令、县长，并负责司法裁判。一县之内分为若干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负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游徼负责地方治安。乡之下有亭、里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
法律制度
战国时期，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改法为律”，成为秦国最早的成文法。
自孝公时起，《秦律》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到秦统一六国后，已形成一部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秦律》早已佚失，它的具体内容，史书中只有零星记载。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秦代竹简一千余支，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及文书，为了解和研究《秦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残酷剥削
从云梦秦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维护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