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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高的身世来看，
《蒙恬列传》：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这里虽然史无明文，但似乎也可以推测赵高是属于随同秦王政母子从赵国来的一批奴仆中的一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考虑到赵高与秦政母子早年的渊源关系，其大罪遇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有趣的是，后来始皇死于沙丘宫，而赵高也正是在这座从前赵国的旧宫中定策立储成功，从而由此成为秦帝国的主宰者的。）
现在我们所知的，从邯郸倡女一跃而升为王后、且深刻的影响了国家政局的女子，秦政之母赵姬却并不是唯一一个，另一个就是赵国的悼襄王后。
《赵世家》：赵王迁，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
又刘向《列女传·；孽嬖传》：倡后者，邯郸之倡，赵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乱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谏曰：“不可。女之不正，国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乱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乱与不乱，在寡人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为太子。倡后既入为姬，生子迁。倡后既嬖幸于王，阴谮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废嘉而立迁，黜后而立倡姬为后。及悼襄王薨，迁立，是为幽闵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其后秦兵径入，莫能距迁，遂见虏于秦，赵亡。大夫怨倡后之谮太子及杀李牧，乃杀倡后而灭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胜秦，赵遂灭为郡。诗云：“人而无礼，不死胡俟？”此之谓也。
这位悼襄后对于赵国灭亡所起的作用，也许不亚于李牧之死，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秦军的军衔制度
2000多年前，秦国云梦县一位兢兢业业的法官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敌人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法律制度，从此，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按照商鞅的理论，就是要把老百姓塑造成只知道耕田和打仗的机器，其他事情都不要问，作为一个老百姓，要么就是生产，多打粮食，要么就是到前方去拼杀，多杀敌人。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规定，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你的整个生活都跟打仗挂钩了。你只要参加战争生活就会改变，秦人也由此而变得更加急功近利。
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人们发现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其精致程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进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位的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二级爵位的上造只能吃粗米一斗，也有菜羹一盘，并供应盐二十二分之二升。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由军功而划分的等级森严，也让普通士兵产生了无止境的求爵欲望。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可以理解了。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战国策》上说，秦国的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好像饿狼碰见食物一样。对于秦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美味、豪宅，甚至是娇妻。
在兵马俑坑里有这样一些士兵，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兵器，却不穿一丝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什么身份？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时，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在商鞅的著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制定了最为丰厚的奖赏，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谓的“陷队之士”。
2000多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他们的历史有关。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栗。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进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
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那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因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进爵。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
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或许是全军的规定，也可能是士兵的自觉行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
秦人的军功爵位等级的规定是战国列强中最复杂的，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整整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军衔是军人荣誉的象征，使用军衔是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2000多年前的秦军是否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军衔制呢？
军衔必须是可以识别的，仔细观察这支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穿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那种麻布做的尖顶圆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应该是爵位级别的标志。
专家推测，这些梳椎髻、穿便装的弩兵，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他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士。身穿铠甲、梳着发辫或戴着圆帽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他们的名称是上造。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公士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
在两道隔墙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纵队，那个胳膊前伸，手握缰绳的是驾御战车的御手。在兵马俑坑，所有的御手无一例外都戴着板状的牛皮帽子，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在战场上，御手直接主宰一辆战车的安全，他们的位置很关键。
兵马俑坑发现以后，考古学家袁仲一曾提出了一个想法，一辆战车的指挥官，应该是御手，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
参照史书记载，御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他们很可能就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御手的权力是主管一辆战车。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
在陶俑群中一个军官双手按剑、气势威严，帽子的形状十分独特。他的铠甲是所有陶俑中最精致的，甲片细小而规整。前胸和后背都有花结，这种花结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军官的肩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介于都尉和御手之间的还有一种军官，他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
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它诸侯国的军队。
有专家认为，兵马俑是按照秦京师军的原型制作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里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怎么会没有统帅呢？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在庄严的咸阳宫中，为他举行了加冕的典礼。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但由于年龄太小，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加冕典礼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从此，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在皇宫外面，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却乘机开始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带着自己的人马，冲进咸阳宫。他想铤而走险，夺取权力。
阴谋并没有得逞，叛乱以失败而告终，嫪毐被处以极刑。司马迁记载：这次武装反叛仅仅斩首了几百人。图谋造反的嫪毐没有取得军队的支持，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嫪毐的权势仅次于国君，位居20级爵位的顶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度都由嫪毐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无法调动军队，嫪毐企图用国君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但印章根本不管用。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
当时调动军队必须要用虎符作为凭证。虎符传说是西周时期的姜太公所发明的，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其外形呈虎的形状，所以称为“虎符”，也被称作“兵符”。
1973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青铜虎符被称为“杜虎符”，是左半个虎符，符有错金铭文40个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战国晚期秦的新郪虎符，其错金铭文也是40个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这两个虎符的出土证实，史书中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是可信的。秦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根据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军情非常紧急，发出烽火的警讯，统兵的将领不必等待符的两半相合，可以立即调兵采取军事行动。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