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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托盘毕竟不是上帝之手，这一系列几乎致命的打击是通过预先某个小推动达成的，哪怕它能通过监控探头看见我活了下来，也不可能再补上一击。严格来说，它只是一段程序，只不过是一段掌握了巨大资源的程序。
耳朵接收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我觉得世界已安静下来。刚才打开的血淋淋的地狱之门已经关上，咆哮的死亡气息已经消散。气力在一点一滴回流，我慢慢握紧拳头，然后又摊开手掌。我发现自己是双臂展开躺在地上的，就像个十字架。
当我感觉到痛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完全活了过来。背、屁股、手、脸颊，有钝痛有刺痛。我用手肘撑着从车下慢慢挪移出来，站起来的时候，环顾四周，才知道，这片安静不是我的错觉。眼前的一切太过惨烈，身处其中，重伤者已无力哀号，轻伤者只有屏息，所有的车辆都停下，所有的行人都驻足。哦那不是驻足，那些完好的人，或倚墙或瘫坐，仿佛是张黑白照片里的皮影子。只有警笛孤单地在风中号叫，甚至车里的巡警在我站起来的时候，都还没能从车里下来。
我借以避祸的水泥电线杆并未完全折断，只是被撞得弯了，形成的夹角正好卡住了原本就在制动中的本田。车的一侧严重受损，安全气囊摊出来了，但驾驶员应该没事。
马路中央一辆桥车底朝天躺着，另有一辆车撞在集卡留在人行道上的车尾，头部瘪了进去。而那辆肇事的集卡，侧翻着撞进了星巴克，看样子把星巴克和旁边一家服饰店的隔墙都撞塌了。我记得出来时，店里还坐着六七个人吧。有血从集装箱下渗出来，那应该是原本在人行道上的路人。更远些，一辆SUV冲上了人行道，一辆别克轿车拦腰撞在辆公交车上，到处都是倒在地上的助动车，一眼望去，至少看见三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两名巡警从警车上下来了，他们站在车门边，用对讲机呼叫着。
哭声终于开始起来了。
我掏出愿望满足器，发了个消息。
我逃过去了。我还活着。
我沿街慢慢向前走，电脑包还在原地，没人来得及捡走它，也很好运地没被车压到。捡包的时候，那辆集卡就在几米之外，我并没有多看。经过公交车的时候，电话响了，拿出手机才发现屏幕裂了，但还能用。
是王美芬，她用了一个新的手机号，来问详细情况。但我无心多说。
“不会结束的。”她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沉默着前行。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包括住处，交通工具等等。在你改变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这样你会形成一个短时期的无序状态，会给托盘增加难度，直到他找出你的漏洞，重新找出规律。”
“用不着等那么久，只要我的目的还是阻止分割D岛，它就能抓到我的行为轨迹。终点不变，路线再怎么变都有限。”
“但总归要困难一些。”
我默然不语，过了会儿，问：“总之，像刚才那样的杀局，我接下来随时都会碰上，对不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至少接下来几小时你应该是平安的。”
“呵，要让我死也没那么容易，能逃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但我如果逃过了第二次，第三次，那不是明确地告诉了拇指，我对喂食者协会有着很深的了解？”
“等你能逃过三次再说吧。而且，我们的目的是破坏中国的复杂测试，协会……终究是要觉察的。”
我把37人的名字告诉她，让她跟进。她说还是见一面吧，要听我怀疑这些人的理由。
“我原本就想约你见面。”我说，“但这是正常的轨迹，对吗，所以，先等一等。我有几小时的安全时间，得来不易，我有些事要做。”
走过两个街口，我进了家商厦整理了仪容，又买了新衣服换下脏破的，出门叫了辆出租车。
“先生去哪里？”司机问。
“湖州。”
“哪里？”
“浙江湖州。去吗？”
“去。”司机欢快地应道，麻利地按下了计价器。
“你是不知道，前面出特大事故了，我刚从那里经过，惨的不得了，至少十几条人命，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司机兴奋地说。
“我知道。”我低声说，把头靠在头垫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湖州，临湖桥，黑站牌。
昨天匆匆回返，心里一直抱憾，只因不愿过多查访，惹了拇指的注意。现在，哪还有那么多顾忌。
现在就把它拾遗补漏，也许会有收获。
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是表明一种态度。对喂食者协会，更对我自己。
从此正面对抗，再无回旋余地。
也许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只要先把自己逼至绝境，才能生出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吧。
我这就去让拇指知道，我所知道的内情，要比他们想象得多得多。还有什么招数，就更猛烈地来吧。
九、 骨牌
我写了一长串数字递过去，还有张百元钞。
“有研究啊。”老头子看了看数字说。
“瞎写的。”我说，这是实话，“就买一注。对面那几块站牌，怎么是黑的？”
“前天早上有个神经病用油漆刷的。”老头子把彩票递给我。
“看起来有点吓人。”
“没事，过两天就会换掉的。车队已经来看过了，还拍了照片。”
“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小偷踩盘子都会在门前（看不出了。。。）的，这个会不会也……
“是透着蹊跷，不过呢这两天也没瞧见有什么奇怪事情。”老头子现在也没生意，很有耐心地和我扯闲篇。
“瞅着触心哪。这要看牌子乘车，冷不丁还不得吓一跳。”
老头子笑起来：“我说娃儿你胆子也太小了，没见你这样的。”
我心里一堵，多久没被人叫娃了，今天劫后余生，照理我现在眼睛里还满是血丝挺沧桑的啊。
我故作不服气的模样：“怎么，就我一个人这么大反应？”
老头子呵呵笑起来：“别说还真是，一般人就是多看几眼，也有好奇问一句的，你是反应过度啦。这世道，什么奇怪事情没有啊，样样关心追根究底，自个儿还过不过了。”
这是我问的拥有良好视角的第三家了，和前两家一样，没见到古怪的人。
我心里叹了口气，却并不后悔来这一遭，自从知道了喂食者协会的背景之后，我心底里一直有些犹豫，总是闪闪躲躲不坚决。之前这场车祸让我知道既然注定无法逃开，那就索性迎面而上。
算是对喂食者协会的宣战吗？我自嘲地一笑，人家可不会在乎。
问了这几家，说得嘴也干了，我进了旁边的超市，拿了瓶可乐。结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这超市的收银台与寻常不同，不是设在进门的一侧，而是在门的对面。所以我这一回头，就透过玻璃移门，正正地瞧见了对面的黑色站牌。
这是第四家。
在路的这边，拥有良好视角能瞧见对面黑站牌的店家，有近十家。要不要每一家都问过来？对此其实我挺犹豫。通常来说这并无必要，有什么异常情况，照理大多数店家都能看见，所以前三家都说没见到盯着站牌看的奇人异士，我已经差不多放弃，这回是真心买饮料来的。
“看对面那公交站牌呐？”售货员主动问了我一句。
“对啊。”既然你先开了口，那我当然就接上去了，“瞅着触心，却老忍不住去瞅，这是咋回事呀。”我又用了“触心”，基本上我在每一家都是差不多的说词，反正他们相互也不通气。
“你还好了，我这么一直站着，瞧着别提多堵心了。你说咋回事，颜色影响心理呗，这就叫色彩心理学。”
其实我问的咋回事是指站牌是怎么变黑的，但他的这个无解，却让我心里一动。看起来，这店员是已经有阴影了，所以才会心理投射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的情况是我之前没有预想到的，即竟然会存在像店员这样的人，他不是看一眼或者几秒钟的问题，而是只要黑站牌还没有被洗掉，就必须一直看下去，逃都逃不开。
我哈哈一笑，说：“先前我和路口买彩票的老头儿说这黑站牌瞧着不舒服，他还说我大惊小怪，没想到你比我更脆弱。”
这店员是个斯文白净的眼镜小伙，听我这么说却相当不服气，眼睛一翻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路过随便瞅一眼就觉得不舒服，换你站在这儿八小时试试，还不知难受成什么样呢。”
看着斯文气性倒不小，和顾客抬杠。
“再说我这也是受了别人影响。你是不知道，我那同事才叫神经脆弱，前天站这儿瞧了几小时，说不行了生病了，我临时被叫过来接班的时候，他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现在好，在家发高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上班。真是倒霉啊，现在我们店里三个人得顶四个人的班。我就奇怪，几块黑站牌能把一个人看得发高烧了，怎么这么邪乎，这么想着吧，就忍不住瞧一眼瞧一眼，越瞧心里越堵得慌，你说我是不是受了他的影响。”
前天？那就是站牌被涂黑的当天。
如果这店员没说瞎话，那么它的同事，就是目前为止受黑站牌直接影响最强烈的人。换而言之，他的嫌疑升到了最大之一，与刘朝华并列！
实地勘察永远是最有效的手段。
我忍着兴奋，细问：“有这样的事情，瞧了几小时就真生病了？”
“骗你干什么，我来接班的时候才下午三点多，也就三个多小时，他那张脸白得哟。”
三点多，三个多小时？
我猛然记起了托盘发布初始动作指令时的时间要求——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前，把湖州1路、2路、26路公交临湖桥站的公交车牌刷黑。
“你同事是几点开始上的班？”急切间，我顾不上这样的问题已经显得过于深入而突兀了。
那店员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回答了。
“他那天上的是中班，十二点。”
十二点开始上班，通常会提早十分钟一刻钟到，而托盘要求的是十一点半前把站牌刷黑。时间上完全吻合。而一个这样时间上班的店员，恰好就在黑站牌的正对面，只要他上班，就无处可逃。如果黑站牌能让他产生某种联想，那么在他上班的这几个小时里，这样的联想必然会发生，而且会反复在脑子里盘旋、强化。
没有之一了，那个生病在家的店员，就是嫌疑最大的一个！
我走出超市，用愿望满足器给王美芬发信息。
我相信她此刻必定确信，找到我加入，是她最正确的选择。
然后我就啐了一口，见鬼，这是托盘的选择。
这是一个为了“永远正确”而被造出来的怪物，而唯一消灭它的机会，在于指望它会偶尔不正确。而像永远在不断犯错的凡人，还得在那个指望中的偶尔出现的时候，立刻抓住它。
怎么想，都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那就不想了，事情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王美芬的回复很快来了，是当头一棒。
“抱歉我暂时无法给予你帮助，由于你先前成功在车祸中逃生，现在必然已经被拇指重点关注。而你又去了临湖桥，拇指很难不怀疑有一个我这样的知情人在你背后。所以我必须暂时休眠，哪怕只是用自己的资源来查那名店员，在目前都是极度危险的。”
王美芬没说她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苏醒”。看起来现在只剩我单枪匹马了，好在我也从来不是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
我回头，再一次走进了超市。
店员瞪着眼睛看我径直走到他面前，递过去一张名片。
“记者？”他低头瞧着名片，喃喃道。
我想他心里一定奇怪，刚才这个问东问西的路人，怎么变身记者又回来了，还是个上海的记者。
这些年来，记者这个行当给了我大多便利，简直就是个追根究底的官方作弊器，不管问什么问题，都有天然正当性——只要你会掰扯。
至于我会不会掰扯，那还用问，否则我是怎么混到首席记者这位置上的。接下来我和这店员一通解释，说自己的报社接到报料，说在湖州出了这么档子奇怪事情，特派我来采访。涂黑站牌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大秘密，只因没人会做毫无意义的事情。
这本是通无稽之谈，但这店员原本看多了黑站牌心里就惴惴不安，居然也信了。
“但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他问我。
“因为我需要先摸一遍周围的基本情况，我每一家都问过来，然后再选择特殊的典型进行深入采访。现在看来，你这儿值得深入采访！”
我这么一讲，他顿时就神采飞扬起来。说起来，虽然现在记者的声誉每况愈下，甚至有变成过街老鼠的趋势，但真实的采访过程中，都还挺合作的，只要你不是要拿他做反面典型。
我装模作样问了些他对于黑站牌的感受，都有些什么样的猜测，然后风一转，谈及了那位发烧的同事。
姓名、基本背景、电话甚至住址，以采访的名义，我没费什么口舌，就把这些打听清楚了。
临湖桥在湖州市区最中心，而郑剑锋（就是那位高烧在家的店员）住在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