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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分田，是俸禄的一种补充，通常和爵禄田一样不用纳税，但去职后要交还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收入不菲，但开支也大，古代没有“公车”，骑马坐轿，都要自己出钱，衙门里的差役，许多也得自己出钱，既然是官员，少不得还要请佣人，加上往往是一大家子，老婆孩子一大堆，仅靠俸禄，确实可能入不敷出，不给“高薪”，往往只有贪污，但俸禄过高，政府财力又有困难，所以在隋唐，往往给官员职分田作为弥补。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自己下地的，一般是出租收佃。
而中国古代的税制，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头税”，老百姓按人口纳税，贵族和僧侣阶层往往有纳税的“豁免权”；另外一种是“地亩税”，按拥有田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这两种税制常交替采用，比如先秦的“井田”，其实该算“地亩税”，唐代中期也实行的“地亩税”，不过因为多有反复，“人头税”实行的时间更长，不少人还以为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实行“地亩税”的发端。
从缴纳的税赋形式，又可以分为“实物税”和“钱税”，通常认为，“钱税”较“实物税”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使百姓税负加重。
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实是一种按户实行的“人头税”，开皇年间，一户纳粮两石，大业年间，增至三石，此外再缴纳棉麻绢布，相对一户三十亩地，税负并不算重。但是随着土地兼并，一部分农民失去（或者减少）土地，却依旧要缴纳赋税，而贵族地主占有土地后，原有的赋税还要已经没有土地的“旧主”承担，显然不公平。所以户口流失的现象，日渐加重，而户口流失，则意味着官府的税收损失。
（注：其实中国古代的正税，向来并不太重，鼓励恢复生产的时期尤其如此，比如当时一户有田三十亩，纳粮三石，合大约二百斤………一石六十斤，但有资料显示隋时一斤相当于今天六百来克，也就是一斤二三两，加上其他赋税如布、麻折算成粮食，即便翻上一倍，合每亩不过十余斤，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但一亩收个一两百斤应该还是可以的。其实可怕的是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什么淋尖踢斛不过是小儿科，可怕的一是“加征”，如明朝为了和满人打仗的辽饷；二是“预收”，就是提前“借”该收的粮税，当然是有借无还，如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四川军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预收”到了七十年代，甚至有到二十一世纪中期的。）
我在前几年就开始注意土地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上，行事必须非常谨慎。
首先，这几年通过科举、军功等，许多平民出身者进入统治阶层，不少人封了爵位，成为新贵族，而旧贵族出身者中，也有封爵升爵者。对于这些人，我以“天下田地，不足封赏”，在确保他们的“永业田”以外，只给了不能世袭的“职分田”，没有授予“爵禄田”。赏赐方面，我一贯“多给财货，吝于田地”，金银珠宝，包括宅第都好说，可是这地，实在小气。
同时，朝廷几乎每年都会下旨，强调“均田”，限制土地买卖。
土地是国家根本啊。
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旧贵族占有的大量土地依旧存在，土地兼并虽有遏制，却无法禁止。
还在窦建德主政江南东道的时候，我就命他在江南东道的郡县进行了“试验”：实行“地亩税”，大致按土地产出的十分之一缴纳赋税，但超出国家规定的“户均三十亩”的部分，则“加租两成”，即按百分之一十二缴纳。在取得经验以后，“地亩税”在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渐次推开。
这些地方，相对而言，在当时还属于地广人稀，土地易于分配，加上其旧贵族的势力远不如北方的关陇集团强大，上层官员又大多来自外地，与当地世族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实行起对旧贵族和世族显然不利的“地亩税”，显然要容易得多。
在这些地方，土地虽然允许买卖，但必须到官府备案，办理手续，双方都要给官府缴纳一笔“交易税”………卖主是交易额的十分之一，买主是交易额的五分之一，以后买主要承担所有的赋税。这样放开土地买卖，反而在实际上更有效的遏制了土地兼并。
占有土地越多，赋税越重。
同时，这一措施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南方对土地的盲目开垦………与其大量增加土地，不如提高土地产量。当然，土地并不是不开发，而是由官府组织人（比如移民、大户分小户后授田）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在北方，没收李浑家族的土地，从宇文述家族分出一小部分土地后，没收部分寺庙庙产后（大业十八年以前），我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但是规模有限得很。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在下诏限制佛道的三天后，下旨确定凡由寺庙道观收回的田地分配后，一律实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一日，诏旨免关中旱区一年钱粮，同时下诏在淮南、河南、河北三道，各挑选一个郡，试行“地亩税”。这三道的贵族势力，虽然强于江南，但较之关陇集团，依然要好对付得多。
大业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再诏东西两川和江汉道各以一郡试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虞世基的弟弟、余姚人虞世南为从三品“六道地税巡检大使”，作为钦差大臣，在六道督促“地亩税”的试行。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下诏：佃户收租，主产不得过三成五，副产不得过两成五，且朝廷赋税，概由主家承担，不得令佃者承受；因故豁免税赋，则当时收租，主产不得过两成，副产不得过一成。但同时也明令：租约既成，佃者亦当履约，有约无故不行，可处笞杖之刑，官府强令履约，主家可收回租约，另租他人，但非此，主家不得单方毁约。
大业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针对“军功爵禄”，诏旨明确每户减免赋税的田亩，在“无爵者三十亩，男爵四十亩，子爵五十亩。”
第一百四十五章 儿女的婚事
另外一件重要的内政，就是“移民”。
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土重迁的，移民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而这几年，总体来讲，国家还算太平。
为了鼓励移民，朝廷采取了许多鼓励的办法：
移民一户的土地，可以达到数十亩甚至近百亩（移民江南、岭南的，仍然是三十亩一户，而往边远的辽河乃至室韦等地，则可以达到男六十亩、女三十亩，闽地的移民，则是男三十亩，女十五亩）；移民通常有三至五年可以不交赋税，此后移民缴纳的粮食，大约相当于产出的十五分之一，充作驻军的一部分军粮，在突厥等地的移民中，许多改为从事牧业（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对于农业，并未一味鼓励），则以缴纳相应的牲畜为主，可以为官军放牧战马替代部分赋税，十年后才增加到与内地相当的水平（百分之十，但江南、岭南的“新移民”，免税三年后即达到百分之十的正常税负）。
当然，移民相对承担的差役要多些，适龄的男人们通常要被武装起来，必要时配合作战，不过朝廷相应规定减免钱粮，立功者还可以跟军士一样受到奖励。
到大业十八年九月，大致的移民情况如下：
长江以北迁往江南的，大约有七十多万，迁往岭南的，约二十万余，迁往闽地的，有数千人；
江南移民岭南的，约五万，迁往闽地的，约万人；
岭南移民安南的，约两万，移民闽地的，近万人；
中原移民南宁两万余，两川移民南宁的，近五万，而再由南宁昆明等郡，移往永昌、开远、天竺等处，也有近两万；
东北地区是移民的重点区域，有来自各地的移民四十多万，其中契丹、靺鞨、室韦、黑水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移民七万余；
黄海郡移民约六万；
东突厥故地（包括铁勒人的地区），移民约六万
吐谷浑故地及伊吾等郡移民约三万余；
西川移民至定西（今川西高原地区），有数千人……
剔除内部迁移（移往江南、岭南），真正往“新疆”的移民，不过七十多万人口。
为了弥补移民的不足，十年间，朝廷发往边疆的流犯，也有数万人。
这些流犯的地位，自然比移民差许多，首先，安家银子当然是没有的，其次，没有分配土地，往往承担较苦的开垦荒地的工作，所得收获，除了维持自己基本生活的，基本都要上交，占到收获的七成以上，除此之外，还要服一些苦役。
当然，这些流犯还是有机会变成移民的………朝廷大赦。实在赶不上，还有下一代………凡出生在流放地的，或流放时年不足十四者，十六岁后都是“移民”而非“流犯”，可以分给土地。
边镇屯垦中通常还有另外两种人：
归化夷人，包括当地少数民族中的归化者、被迁徙后重新安置的被征服民族百姓（如韦云起安置在燕郡的契丹等族、近几年内迁的突厥人）、投隋的高句丽乙支家族等，包括与汉人通婚者等等，大致享受移民的待遇，当然，是没有安家银子的。
战俘，包括突厥人、高句丽人、倭国人，有数万人，他们的地位，低于移民高于流犯，一般需要交纳收获的一半，也会被分派一些相对繁重的劳役。不过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有的话，同样可以在十六岁后转为归化夷人的待遇。
又是一个冬天来到了。
“兰儿回来，却病了几次了，昨日御医又去看过，说是染了风寒。她的身子，本不是如此虚弱的。”我对皇后说道。
“只怕更是心病。”皇后笑道。
“心病？”
“皇上可还记得臣妾在太原时说过的话？”
“你是说，兰儿的意中人在太原？许久未见，故而相思成病？”
“皇上以为？”
“昔日太原城中，可谓四方俊杰云集，不知兰儿的意中人，却是哪家公子？”
皇后叹了口气：“臣妾委实不知，是该说，还是不该说。贵妃妹妹为着这事，不知责备过兰儿多少次了！”
我越发好奇：“皇后莫非还想欺君？”
皇后知道我说的不过是句玩笑话，笑道：“臣妾哪里有如此胆量，只是不知皇上得知，该做如何想。”
“你等不说，朕如何知之？”
皇后又是叹了口气：“兰儿喜欢的，却是唐国公的公子。”
“唐国公公子？莫非四子元吉？”
“皇上聪明过人，何以却犯糊涂？唐国公四子元吉，哪里在太原？”
“难道是李世民？”我的确吃了一惊。皇后虽不答话，显然是默认了。
“李世民的确非寻常人可比，兰儿眼光，原也不差，可是李世民已纳长孙氏为妻，连孩子也已经有了。”
皇后叹口气：“正是如此，贵妃妹妹才烦恼，又不敢明言皇上。臣妾也知那李世民出身贵胄，文武全才，乃当世难得的少年人才，与兰儿，确也般配……可是，兰儿毕竟是堂堂公主，千金之躯，如何能够与人去做侧室？”
我思虑片刻，说道：“兰儿毕竟小孩子家，许是久在宫闱，少见男子，到了太原，不免新奇，总归是一时性起。皇后与贵妃不妨多挑几个尚未婚娶的出色男子，与兰儿交往，或可让兰儿转性，也未可知。”
“眼下也只能如此。皇上适才提到的李元吉，不知如何？”
我回忆起当日在唐国公府里见过的那个男童，比起他的大哥李建成、二哥李世民，无论人才相貌，都相去甚远，不由摇摇头：“还是到别家寻寻吧，天下的好人家，又不只一个唐国公府。”
李世民！已经好久没有惦记这样一个名字了。
屋里生着炭火，暖暖的，我望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
“又是一年将尽了。”我叹了口气，突然有了一种来日无多的感觉。
算起来，我已经是五十三四岁的人了。
帝王长寿的有多少？似乎不多，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六十年的爱新觉罗。玄烨，也不过是六十六岁吧？过了八十的，我能确定的，只有梁武帝和乾隆。
我来得及完成自己的梦想吗？
我该算又活过两次的人，十年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千多年以后的那场雷击，本该夺去我的生命，却鬼使神差地让我成为一千多年前的皇帝。三年前，本该有一场“江都之变”，把我的第二次生命定格在五十。
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可是，越是如此，越充满了对生命的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