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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催眠状态中，医师一边给G暗示，一边递给她一支笔，要她做心事的“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在迷离恍惚状态中，G果然运笔如飞，写出如下的句子：
“G镇……M镇……教堂，我父亲带母亲到B镇，母亲在那里死了，然后我们到C镇……他们解剖我母亲。我一直祈祷和哭泣，希望母亲仍活着；而教堂的钟声却一直响着，我痛恨它们。”
当她写下最后一句话时，虽然自己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却变得焦虑而惊惶。这些“自动书写”的内容，透露出G的畏惧钟声和她母亲的死亡有关。
在解除催眠一段时间后，医师拿出她所写的那张纸条给她看，G倒是心平气和地说出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多年前，当全家人到英国旅行时，她母亲忽然得了重症，就在当地紧急开刀，但不幸却死了。在母亲死前，她一直祈祷母亲的康复。他们所住的旅馆旁边刚好有一座教堂，教堂的塔楼上不时传来悠扬的钟声，她常在钟声中祈祷。
但也许是钟声出现的频率太高了（每隔十五分钟就响一次），使她绷紧的神经渐渐受不了，最后竟开始痛恨听到钟声，特别是在她祈祷的时候，那钟声更增加她的痛苦。
在做了这种表白后不久，G又向医师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讯息。她以忏悔的口气说，有一次她“省略”了到教堂祈祷的义务，事后即一直有“如果母亲死了，就是我省略祈祷的关系”、“这将是我的错”的想法。后来，她母亲果真死了，她更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必须为母亲的死负责”。
G说，一直到成年后，她仍然认为“母亲的死是我的错”，并因此而深深自责着。
但这种将过错全往自己身上揽的想法似乎太过牵强而夸大。在医师颇有技巧的追问下，G终于又做了一次更深刻的表白：
原来在她母亲过世前两年，她因不听母亲的劝告而着凉了，后来病情恶化，被诊断为早期肺结核，在医师的建议下，父母遂带她到欧洲去寻求更进一步的医疗。然而就在他们抵达英国后不久，就发生了母亲死亡的不幸事件。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G在心里觉得母亲若不到英国，就不会患急病而死，而母亲之所以会到英国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母亲的劝告而多穿衣服，就不会发生尔后的不幸事件。
她的畏惧教堂钟声，可以说就是这种深沉的内疚所引起的。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G女士对教堂钟声的畏惧启始于15岁时的一次心理创伤经验，历时25年仍然挥之不去，可见那次创伤对她而言是多么的执拗与惨痛。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畏惧乃是对性与攻击等本能冲动的潜抑。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与本能无关的心理创伤事件，也可能在心理防卫下产生对某种物体、情境或活动的畏惧。G女士难以面对的是“母亲的死都是我的错”此一内疚，在英国那些天的经历令她一思及就感到焦虑、悲痛，在意识层面，她成功地压制了创伤经验的“全程”（目前她已很少再想起那些往事），而且成功地将“全部”（整个事件）转移到“局部”（教堂钟声）上头，并加以回避。但在她对教堂高塔及钟声的莫明恐惧中，仍隐藏了她潜意识里的悲痛记忆与内疚，只是这种悲痛与内疚被“隔离”开来而已。
怕猫的女人
当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此后即和猫有了难解之缘。
一个已婚的37岁妇女，个性外向，善于社交，有很多朋友，但也很照顾家庭，以家庭为荣。她惟一的毛病就是怕猫。
她对两个小孩所养的各种小动物，譬如天竺鼠、乌龟、小鸟等，都很喜欢，但就是不喜欢猫，不仅不喜欢，而且是怕得要命，一看到猫或想到猫，就会感到紧张、焦虑，惊惶得不知所措。
虽然明知猫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总是担心突然出现的猫会不意跳到她身上，抓她、咬她。自己也明知道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但就是挥不去这个念头，一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全身发毛。因为怕遇到猫，所以她走路时总是靠着人行道近马路的那一侧，以免人行道内侧的住宅或围墙上突然窜出猫来，晚上更是不敢单独一个人外出。如果知道某人家里养猫，她就避免踏入那个人的家里。
不只怕猫，她也怕像猫一样的皮毛制品，在大众交通工具上，旁边的乘客若穿毛皮大衣，她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而避得远远的。最后，连书本上的猫图片，或电视上出现猫的镜头，也让她全身起鸡皮疙瘩。
最近几个月来，她对猫的恐惧感似乎有增无减，生活里充满了猫的阴影，任何突然出现的影子或声响，都被她解释成是猫在作怪，晚上也经常作有关猫的恶梦，而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今天会遇到几只猫？
她丈夫很关心她的这种惧猫症，但也无能为力。因为症状持续恶化，已严重干扰到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师的讯问下，她说自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怕猫。最早可以回溯到她四岁时，父亲在她面前将一只猫活活溺死在水桶里，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非常害怕。接下来的记忆是，她伸开两腿坐在一张桌子上，一只猫就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然后是自己站在屋子的大门外哭泣尖叫，好像是看到一只猫。
14岁时，她父母也许是为了给她取暖，将一张毛皮铺在她的床上，当她发现时，即害怕得发出歇斯底里似的尖叫。18岁时，又有一只猫突然跑进她的卧室，她也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躲开。
结婚后，她变得更加怕猫，主动回避各种可能遇见猫的情境。在差不多十年间，她就借着这种策略生活，但最近因情况日渐恶化，而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
解析：
这也是一个“畏惧性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在症状的发展上，和前面那位惧船症的单身女郎颇为类似。
与精神分析互立山头的行为主义认为，畏惧性精神官能症是来自患者过去的“制约与回避学习”。相应于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两位心理学家华森（）及雷勒（R。 Rayner）也在1920年发表了一个“小亚伯特”（little Albert）的个案：
小亚伯特是一个只有十一个月大的男婴，原本健康而快乐。实验者依序让他看老鼠、兔子、狗等毛制玩具，亚伯特对这些东西是既不害怕，也没有关心的反应。惟一让他紧张的刺激是在他身后猛击铁棒所发出的刺耳的尖锐声。在了解这个基本现象后，实验者将一只白老鼠放在亚伯特眼前，同时在他身后猛击铁棒，结果原先对白老鼠没有反应的亚伯特，即开始对它产生畏惧、退缩的反应。在这两种刺激配对出现几次后，即使不再敲击铁棒，亚伯特也会对置于眼前的白老鼠感到畏惧、退缩。有一次还大哭，迅速爬离老鼠，差一点从实验桌上掉下来。
这种传统的制约模式说明了小亚伯特恐惧白老鼠的根源。铁棒刺耳的尖锐声是天生吓人的刺激，白老鼠虽不会令人产生天生的畏惧感（它是一种中性的刺激），但当它和铁棒的刺耳锐声配对重复出现时，它本身即能造成当事者的焦虑和惊惶，并在畏惧中对它产生回避行为。
华森还发现，这种制约更可以大而化之，亚伯特最后对任何柔软、白色的毛制品——包括玩具兔子、羊毛、毛大衣、白头发、圣诞老人面具上的白胡子等，也都产生了畏惧反应。他将此称为“刺激的普遍化”，意指类似的刺激可以激发同样的反应。
本个案中的这位妇女，从怕猫进而到怕猫的照片、跟猫有关的毛皮等，可以说完全符合这种“刺激的普遍化”原则。惟一不同的是，在实验室里，“制约刺激物”（如小亚伯特实验里的白老鼠）与“非制约刺激物”（铁棒敲击声）两者需反复配对出现，才能建立患者对“制约刺激物”的畏惧感，但在现实生活里，这种配对关系通常只出现一次——如本个案中的这位女士当年看到父亲将猫活活溺死的景象，为什么由此而生的对猫的畏惧以后即会如影随行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种配对虽非“一再发生”，但却“一再被想起”，所以仍有可能建立联配关系；另一个原因就像我们在《都是壁纸惹的祸》那个案例中所说的，借以减轻焦虑的“回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反复出现，这种回避策略遂强化了她的症状。
难以穿越的广场（1）
天色已晚，而且还下着雨，太太焦急地出去寻找他，最后在英华利德桥边看到他全身湿透地在那里颤抖，他无法穿越那座桥。
K君是一个斯文的中年男子，他不管到哪里都需要太太作伴，甚至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夫妻两人真的做到“成双入对，形影不离”的地步。但与其说这表示他们“恩爱异常”，不如说是“痛苦异常”，要了解这种痛苦，必须从头说起：
据K君说，他在25岁时，有一次单独走过康科德广场，在空旷的广场上，他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惊惶，呼吸持续加快，觉得自己好像就要窒息了，心脏也跟着猛烈跳动，而腿则软瘫无力。眼前的广场似乎无尽延伸着，让他既难以前进，又无法后退。在全身冷汗淋漓下，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跋涉”到广场的另一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有那种反应，但从那一天起，他即对康科德广场敬而远之，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再自己一个人穿越它。
不久之后，他在单独走过英华利德桥时，竟又产生同样惊惶而难受的感觉。随后，在经过一条狭长而陡峭的街道时，也莫名其妙地心跳加快、全身冒汗、两腿发软。
因为自觉有异，他曾接受某位医师的治疗，但情况不仅未见改善，反而持续恶化。到最后，每当他要经过一个空旷的地方时，就会无法控制地产生严重的焦虑症状，以至于他不敢再单独接近任何广场。
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到他家拜访，基于礼貌与道义，他必须护送那位女孩回家。途中原本一切正常，但在抵达女孩子的家门后，他自己一个人却回不了家。
天色已晚，而且还下着雨，他太太在家里等了五个小时还不见他的踪影，于是焦急地出去寻找他。最后在英华利德桥边，看到他全身湿透地在那里哆嗦打战，因为他无法穿越那座桥。
在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后，他太太不准他单独出门，而这似乎正是他所期待的。但即使在太太的陪伴下，每当他来到一个广场边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呼吸加快、全身颤抖，嘴里喃喃自语：“麻曼拉达、哔哔比塔科……我快要死了！”此时，他太太必须赶快抓紧他，他才能安静下来，而不致发生意外。
到最后，不管他走到哪里，他太太都必须跟在旁边，连上厕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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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惧旷症”（agoraphobia）病例，它也是畏惧性精神官能症之一。
惧旷症本来专指对空旷场所的畏惧，但精神医学界目前已扩大其适用范围，而泛指当事者对足以让他产生无助与惶恐之任何情境的畏惧，除了空旷的场所外，其他如人群拥挤的商店、戏院、大众运输工具、电梯、高塔等，也都可能是让患者觉得“无处逃”而畏惧的情境。过去所谓的“惧高症”（acrophobia）与“惧闭症”（clastrophobia）等，现在也都属于“惧旷症”。
惧旷症的一大特征是，患者的惊惶反应通常是在单独面对该情境时才会产生，如果有人作伴就能获得缓解，甚至变得正常，而且能让他免除这种畏惧的“伴侣”通常是特定的某一两个人。精神分析学家因此认为，惧旷症可能是来自潜意识的需求，患者极度依赖某人，对他有婴儿般的缠附需求，但在意识层面，他无法承认此一幼稚的渴望，所以就借惧旷症的惊惶反应，使对方有“义务”必须时时和他作伴。本案例中的这位K君，他的惧旷症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说，就是他在潜意识里对太太有婴儿般的缠附需求。
但这种以“功能”来解释“原因”的说法，无法获得普遍的赞同。行为主义学派则认为惧旷症可能跟当事者过去的经验有关，譬如有一位50岁的心理学教授患有惧高症，他对自己毛病的来龙去脉做了如下的解释：他说他有一次目睹某人从四楼的窗口掉下跌死，此后他即得了惧高症，不敢爬高，也无法在旅馆高层的房间里睡觉。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他曾以攀爬某纪念碑来训练自己，但总是在爬到一半时，就紧张得无法再往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