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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从为打从，也是缠夹，不过与外来的名词无关，而是国语初普及时的错误。北边话称从为打，从打似乎是佛话，限指时间，而语气加重。大概是二十年代上海的鸳鸯派作家周瘦鹃等这些吴门才子与江都李涵秋等用A话写作，误从打为打从。至今有人沿用，是近代A话中一个独特的例子，既不是新名词或文言，也不是任何方言，毫无语文上的根据。
最初提倡白话的时候，第三人称只有一个他。创造她字该是为了翻译上实际的需要，否则有时候无法译。西方各国他她二字不同音，无论在对A或叙事中，一听、一望而知是指谁。都译为他，会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此后更进一步，又造了个嫁字，只有少数人采用，近二十年来才流行。
还有人尊声警长，跟她耍嘴皮子。被这胖大婆娘一屁股坐在他们身上，坐镇两方斗士。差点都成了死士。但是换了同等身量的男子，凶神铁塔似的，那就不必等交手方知厉害。所以警察限定身长要合格，有人抗议，警方曾经解释过，就是为了尽可能不动武而慑服人。否则矮脚虎尽多，大个子也说不定虚有其表。而并不是歧视貌美的女警巡查歹区，再武艺高强也难免惹出事故来。在女权运动的压力下多录用女警，其实是浪费民众的血汗钱。
新女权运动最切合实际的一项。是同一职位。同等薪水的El号。一向男子薪给较高。资方的理由是男人需要养家，职业妇女大都没有家庭负担。
权利义务应当均等，有谋生能力的女人，离婚渐有拿不到赡养费的趋势。男人除了养家，还要服兵役，保家卫国，这倒不成问题，女子正在争取参军。美国新招收的女兵虽然与男子一同排队操练，是否能上阵打仗，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二月十三日的一期）邀请两位女将辩论，是陆军空军附属妇女部队的中将少将，都已退休。赞成的理由是现代军队机械化，不全靠体力。除了步兵，各兵种都可以用妇女作战。二次大战中，苏俄就曾经大量用女兵作战，空战也有女飞行员。美国废除征兵制后，亟需扩充兵源，否则达不到全部志愿军的目标。
反对的认为女人最大的职责还是做母亲。一般也无法想象作战的恐怖残酷。其实女人吃苦耐劳未必输给男子。唯其因为战争的恐怖残酷常出人意想之外。不分担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方面平等。此外举出的理由还有：火线上的高压下。暂时神经失常的士兵可能强Jian并肩作战的女兵。现在美国是神经病夫国，精神病患者奇多，这倒不是过虑。至于女兵做了战俘会遭强暴，更不在话下。
已故名专栏政论家司徒亚尔索普常担忧美军现在公文浩繁，管文书的太多，战斗士兵太少。真打起仗来，文案毫无用处，是军队的直译为柔软的下腹，指四脚兽的腹部，因为隐蔽，不必像钢头铁背一样禁得起打击？今后如果招了许多女兵，都是不作战的，势必更添设文案作来安插娘二军，柔软的下腹更加膨胀，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隐忧。
这并不是否定新女权运动过去的妇：炙运动似乎还是在中圈扎根较深。五0年问，多数美国少女的理想是早婚多产。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赊账就医。账单都是寄给她们的丈夫，越是高级服饰公司，走红的医生，越是坚持这一点一次一等的大概收得到账就算好的，4i大管这些，六0年问女子大学的职。开始搞妇运，学校当局也还是极度的新贤德妻良母主义。这是当时的风尚，正如现在的女权运动也是一时之尚，而像时装，必须走极端，不免有荒谬可笑的成分，并不影响妇运的主旨罹然男女有别，生理上心理上都一样，而且正如法国人的一句名言：有别万岁！。'（Vive le dieene！）但是各人资质性情倾向不同，分别也大。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埋没多少女人，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的。多一分强调性别。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现在的Ⅸ别很够了。大可不必在形式上加以区别。如我国文字独有的烁字。
我！全集的时候，只有两本新自己校一遍，发现你字代改嫁，都给一一还原，又要求其余的儿本都请代改回来。l版后也没看过。夏志清先生有一次信上告诉我还是都是嫁，我自叹依然故嫁。
袍物与无机体，抽象事物统称色。但是近来牛也又复活了，又再添了个：弛。英文称上帝为他的时候用大写。常有时候说某人口中的某些名词都是大写的。指一种肃然的，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口吻。大写的他字想！必也是着重而缓慢，深沉得有回声的牧师腔。中文没有大写，牛也字倒也用得着就基督教来说。对于中国神道就不适用，因为没有专一的传统，提起来不是这口吻。关老爷可能是他老人家，不是袍。袍字用途太偏狭，实在多余。
（）
中文没有人地名大写，所以初采用新式标点的时候，人地名左侧加。但是并没普及，随即废除，大概因为张国华李秀贞苏州杭州不但多余，有点傻头傻脑。但是在世界日益缩小的现代，遇到生疏的外国人地名，不加标志，就与上下文连在一起，一片模糊。元史之难，如果这不是主因，也至少是原因之一：满纸赤温不花不类的人名，看得人头昏眼花。
报端常见的内罗毕，内华达，已经译得非常技巧，内字如同内蒙古，内湖，一望便知是地名。但是不免使人疑惑，是否还有外罗毕，外华达。
如果有人地名符号，不靠内字点出是地名，那就可以译为耐罗毕，涅华达，不会害人瞎猜内字是意译还是音译了。翻译要贴切而又像中文，使人看得进去。已经够难的，还要给它难上加难驱除这一重障碍又这样轻而易举。
有些通俗刊物力求通俗，翻译的人名一律汉化，都是些林曼丽柯休，这固然不是个办法，如果照实译为曼丽琳林德西休柯菲尔德通常连名姓之间的都没有有时候又称林德西小姐，柯菲尔德先生，只有使读者头昏脑胀。地名船名索性用原文，我看了总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但是英文字母夹在方块字中间，十分醒目。不懂外文的读者一定反而欢迎，换了音译的名称，没头没尾夹在上下文里，反正也记不得。格调较高的书刊是不会犯这些毛病的，不过就是灰鼠鼠的不清楚。翻译是世界之窗，我们这玻璃窗很脏。
有时候译船名或较陌生的机关机构名称。用引语号，如某某儿童保健中心，老大不妥，因为引语号在此处代表所谓，成了敌伪机关。但是缺少人地名符号，成了万应灵丹，至少隔开这名称，眉目清楚。
初有标点时，书名左侧加，也没有流行，改用，与西方同用引语号。这本来合理，不必标新立异多铭一个铅字。但是近年来忽然标点热起来，又添了个、。古文本来有、，每句右侧一连串的、与密圈相反。表示贬意，但也兼用作着重点。现在改用作一种逗点。列举各事项或数字，都用、代替逗点，年月日之间也加、。其实某年某月某日根本不需要逗点。有一部武侠影片《天涯明月刀》，用音译名姓之间的，想是、之误，片子卖座好，就又有《千刀追》等片急起直追，三截片名风起云涌，我担心随时会看见人引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至少还有它的功用。比较专门性的论文要列举一长串数字或事项时，
用、更眉目清楚。我写《色，戒》这题目的时候踌躇了半天：色与戒不过两件事，不是像开单子一样，、用不上。但是在《红楼梦魇》里采用了，，此处再用，怕引起误解，因为原有的逗点似乎狭义化了。结果只好写了《色，戒》，预告又误作了《色戒》，可见现在逗点的混乱。
由于标点热，三四个七八个都写作三、四个，七、八个。字句间的标点是停顿的标志。我们说三四个的时候。 三四之间并不稍一停顿，为什么要加标点？近代英文往往略去逗点。长句如果照念，势必上气不接下气，那是因为阅读的速度比诵读快得多，脑子里语气的停顿比口语少。
此外还有时候加逗点纯是因为否则语意不清楚，上下文连在一起会引起误解。三、四个既不反映口语，又不是为了意义清晰起见。中国人全都知道三四个指三个或四个。就连学中文的英美人都不会不懂，英文也是三四个七八个。 我一向最欣赏中文的作为秃子句子旧诗里与口语内一样多，译诗者例必代加我字。第三人称的e较近原意。这种轻灵飘逸是中文的一个特色。所以每次看到比谁都罗嗦累赘的三、四个七、八个，我总是像给针扎了一下，但是立即又想着：唉！多拿了一个的稿费，又有什么不好？不管看见多少次，永远是反应，一刺，接着一声暗叹。
看看与商量商量也成了看、看，商量、商量。正如三四个是三或四个略去或字，看看是看一看略去一字，也就是稍微看一看，比光是看较轻忽随便。看、看就比看兴奋紧张，以重复来加重语气，几乎应加惊叹号。因此看、看的标点不但多余，而且歪曲原意。
这不过是个一般的趋势，许多学者都没采用，但是语文是个活的东西，流行日久，也就成了正确的。新俗字层出不穷，噘着嘴，眼睛盯着，炉火的温媛与日光的温暖又不同，你分男女，动物与神各有个别的第三人称；滥用两种新添的逗点，而缺少人地名符号，妨碍翻译。不必要的区别与标点越来越多，必要的没有，是现今中文的一个缺点。
（原载1978年3月15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
《半生缘》浅说
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二月十一日，上海《亦报》连载署名梁京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引起一阵轰动，还受到同在《亦报》撰文的周作人的关注。有论者称赞《十八春》文章疏朗醇厚，色调鲜艳，思想感情沉着而安稳。也有论者断言m（周作人）之文，子恺之画，梁京之小说是《亦报》的三绝。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为纪念《亦报》问世一周年，《十八春》由上海亦报社出版修订单行本。当时作者梁京其人虽呼之欲出，却始终未曾正式揭晓真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在《十八春》问世二十年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张爱玲接受留美学者水晶的采访，首次承认《十八春》出自她的手笔，梁京，是她的笔名。
作为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在张爱玲多姿多彩的小说创作史上，无疑占着重要的地位。
《十八春》所着力表现的还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的都市男女情感纠葛。小说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世钧的良善和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还有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甜酸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虽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属。却各有所配，从此走向新生。全书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关人物也离离合合了十八个春天，正暗合传统京剧《汾河湾》的旧典。
《十八春》表现的固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明显纠缠着政权更替国家重建的大历史叙述。因此，或可说《十八春》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时代灵感照耀的作品，是宗法苍凉、主张参差的对照、一直致力于杂陈破烂历史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处理虚构叙述与历史时代关系的一种新尝试。以至有论者认为《十八春》联结着两个时代、联结着两个张爱玲：一个以往的张爱玲和一个可能有的新的张爱玲。
然而，张爱玲后来改写了《十八春》，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台湾出版了《半生缘》。于是，如何诠释《十八春》里的政治和历史处理，如何看待从《十八春》到《半生缘》的转换，如何评估这两部既有联系又能区别的长篇小说的艺术得失，成了海内外张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课题。
也许，这就是《十八春》值得反复品位的魅力所在。
一九六一年秋，定居美国的张爱玲访M台湾。在和接待她的台湾作家王祯和谈论文学时，张爱玲初次透露了拟改写长篇小说《十八春》的设想。
一九六六年冬，张爱玲开始把她的设想付诸实施。她在该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的信中说这几天我正在改（（A春55（题目也不能不换一个），即为明证。
张爱玲的改写工作历时一年余方始完成，可见并不轻松。新长篇先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七月台湾《皇冠》月刊，然后于翌年出版单行本，书名最后定为《半生缘》。
张爱玲为什么要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一直众说纷纭。一种流行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