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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汪宏声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深知轻视国文的风气在圣校是根深蒂固的，为了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文字发表的机会，他又审时度势，发动出版一种卅二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日《国文》引自汪宏声《记张爱玲》，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甘五El盱语林》第一卷第一期70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国文》半月刊共九期七本，刊名套色印刷，每期篇幅二十页上下；创刊号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问世，以后除去放假。每月五日、二十日出刊（第六期后改为每月十日、廿五日出刊；第二期为翻译专号，暂缺；第七、八期为合刊；第九期的出版日期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该期上还有第十期的要目预告。但第十期未9见，是否仅出九期，尚待继续查考据汪宏声在《记张爱玲》中回忆，《目光》出了约十数期。
《国光》署圣玛利亚女校国光会发行，创刊号上有一篇《发刊献辞》，想必是汪宏声执笔的。该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创办《国光》的两大使命，第一就是圣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教会学校，在从前，她也正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外国语文与本国语文不能受到相等的看待，所以，本刊的发刊对于纠正过去是负有相当促进的使命的。其次，宣布《国光》是本校国光会的附属刊物，国光会乃是本校全体师生组织的爱国团体，我们不愿意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快要给人家宰割殆尽而还是漠不关心。本刊的第二个使命只是在引起同学诸君对于民族挣扎图存的注意与努力。《国光》第四期的编辑室谈话，在回答刊物题名《国光》是否负为国争光的使命的问题时，再次重申本刊为本校国光会之附属刊物，故名，不敢说确能负此重任惟在相当范围内。极愿作如此之努力而已，这就牵涉到圣校国光会的活动了。国光会是先《国光》而存在的，圣校一九三六届毕业生龚普生就曾被选为国光会会长。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国光》第一期校闯，龚普生后来成为中共外交前。国光会奄一个执委会，定期开会研究工作，举行过邀请名人演讲、捐款救助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和四川灾民等活动，《国光》创刊号还曾刊出救亡特辑，声讨日本侵略者。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中，圣校国光会尽到了自己一点微薄的责任。同时，国光会既然是圣校全体师生组织的爱国团体，从常理推测，作为圣校的学生，张爱玲也应是国光会之一员，只是笔者还未找到张爱玲参与国光会活动的更为明确的文字记载。
不过，《国光》主要还是一份新文学刊物。综观这七本《国光》，政论和古典文学评论只占很少篇幅，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举凡短篇小说、散文、杂感、新诗、剧本和书评等等，应有尽有。不消说，艺术上大都比较稚嫩，但雏凤新声，也自有其清新可爱处。何况这些年轻作者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张爱玲后来不是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吗？对张爱玲，汪宏声认为她本是《国光》理想中的编者引自汪宏声《记张爱玲》，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甘五日《语秭》第一卷第一期，因为他颇为赏识张爱玲已经显露出来的文学天才。张爱玲自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熏陶，十岁起就着魔般地迷恋《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稍长又为新文学作品所吸引，喜欢《二马》 （老舍的长篇小说）和喜欢张恨水 分别号自张爱玲的《私语》和《存稿》，均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科技公司初版《流言纠。当时选习汪宏声中国新文学课的都是对于文艺有相当爱好的人，估计张爱玲也是其中之一。张爱玲的作文尤为汪宏声所推崇，他称赞张爱玲为文感情真挚，文笔绚烂瑰丽，多次向全班学生推荐。可是张爱玲只答应向《国光》投稿，而且据汪宏声回忆，爱玲投稿很少，我虽常加以鼓励，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引自瑟宏声《圯张爱玲》，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甘五日《语林》第一卷第一期。真实情形是否果真如此呢？
《国光》创刊号发表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牛》和三篇读书札记。若以每期作品数量计算，张爱玲在《国光》作者中高居首位。《牛》是创刊号的重头文章，颇得编者好评，《编辑室谈话》中就有如下的说明：
本期里张爱玲君的《牛》是难得的收获，编者除向张君表示谢意外，特别推荐给读者。
那三篇读书札记，分别冠以《读书报告》、《书评》和《书籍介绍》的小标题，评论林纾译《烟水愁城录》、林疑今著《无轨列车》和丁玲著《在黑暗中》三本书，署名均为玲。由于篇幅短小，它们都作为补白刊出，刊物目录中没有标明，稍不留意，就会漏网的。还应指出，经笔者仔细核对，全部《国光》作者姓名中带玲字者，只有张爱玲一人，由此不难断定这三篇札记的作者非张爱玲莫属。
此后几期《国光》，除了一九三六年十）五日第四期上有一幅张爱玲的漫画《某同学之甜梦》外，确实未有新的作品发表。但次年三月廿五日第六期《国光》上又刊出一篇《（若馨）评》，署名爱玲。《若馨》是张爱玲同学张怀素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期上还有汪宏声和叶莲珍（张爱玲和张怀素的另一位同学）写的两篇《（若馨）序》和张怀素的《（若馨）自序》。大概也是因为篇幅的关系，张爱玲这篇《（若馨）评》，目录中也未标明，也很容易被忽视。好在张怀素本人在《（若馨）自序》中特地引述了张君爱玲此文的观点，把张爱玲引为知音。即此一端，也可见张爱玲此文的分量。
被汪宏声激赏，又为四十年代上海的张迷们所渴欲一睹的《霸王别姬》，其实刊登在《国光》第九期上。这篇小说是该期《国光》的压卷之作，不但目录中破例以套色粗体字排标题。十分醒目，编者还在编辑室谈话中对小说作了高度评价：
爱玲君的《霸王别姬》用新的手法新的意义，重述了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美人故事。写来气魄雄豪，说得上是一篇力作。编者曾看过郭沫若用同样题材写的《楚霸王自杀》，爱玲君的作品决不会因了文坛巨人的大名而就此掩住的。所以编者在这里说一声老三老四的话：爱玲勉之！这还不够，编者甚至认为这一期《国光》即使与时下流行的大刊物相
较。也无逊色。这倒不是《国光》编者自我夸耀，《霸王别姬》的确为《国光》增色不少。再进一步讲，小小的《国光》之所以值得重视和研究，不正是因为它刊载了《霸王别姬》等一大批张爱玲早期作品吗？
长期以来，海内外研究者一直把《天才梦》看作是张爱玲的Chu女作，水晶先生据此写过一篇《张爱玲的Chu女作》＇水晶积《爱玲的Chu女作》载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台北大地出版社初版《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最近上海有人认为这是张爱玲的一个秘密参见真佩《也垅张爱玲》，载一九八八年六月四日上海澌民魔报》。而今《霸王别姬》和《牛》重现世人眼前完全推翻了上述论断。它们才是张爱玲最早印成铅字的小说，从中可以较为真切地把握张爱玲是怎样在小说创作上起步的。《牛》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本应成为牛的主人的人，其命运反而为牛所主宰，小说无疑透露出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怜悯。张爱玲是一个流着贵族血液的没落的千金小姐，她的凄凉的身世中并无在农村生活的记录，应该说她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从未有过直观的了解、体验，但她善于编写故事的才华多少弥补了这个缺陷。《牛》中禄兴夫妇的形象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可信的，禄兴最后惨死在牛角底下的可怖情景也写得惊心动魄。张爱玲后来重读《牛》，总觉不耐烦。可也不得不承认《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其志可嘉手／自张爱玲倍剃，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科技公司初版《流毒纠。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少年张爱玲原来是用《牛》来叩响文学大门的。但这毕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与《小艾》相似，《牛》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也是个异数，相隔整整十八年之后，她才又重回到农村题材上来，写下了那部被胡适誉为写得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的《秧歌》。
《霸王别姬》是张爱玲惟一的一篇历史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技巧，都比《牛》有明显的进步。按照汪宏声的说法，这篇小说大概是受了我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亨自汪宏声《记张爱玲》，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语》第一卷第一矧，少年张爱玲显然被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美人悲剧所打动，激发了创作的灵感。
霸王别姬历来是文人墨客的热闹题材，新文学家中写项羽山穷水尽、兵败垓下的也不乏其人，郭沫若那篇比《霸王别姬》早发表一年的《楚霸王自杀》＼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作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发表于同年六月十五《质文》第五、六期合硼即为一例。但郭沫若是藉小说探讨项羽失败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知识，对于历史的故事重作新的解释与翻案。＼引自郭沫若《（豕蹄）序》，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不二书店初舨《豕蹄》、
张爱玲却与众不同，她对霸王别姬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独特的感受。她匠心独运，选择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即并不着力刻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像以往众多描写霸王别姬的作品那样，而是把笔墨集中在虞姬身上，满怀热情地塑造了一个不惜以身殉情的温柔而又刚烈的女性形象。虞姬深受项羽宠爱，她也一直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苦痛为她的苦痛，但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项羽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一旦项羽称霸天下，她就会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尽管如此，当她发现项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时，仍然极为痛苦，为了项羽，她最后毫不犹豫地亲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爱玲注重开掘虞姬的内心世界，把虞姬矛盾的心理和复杂的情感表现得比较充分。整部小说笔触柔和细腻，结构简洁自然，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也都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它竞出自一位十六岁的少女之手。真难使人相信。
在虞姬身上，张爱玲擅于刻画女性性格的特长已初露端倪。当然没有必要把虞姬与曹七巧、白流苏等人相比，但作为张爱玲笔下第一个较为成功的女性形象。虞姬应该在张爱玲创造的多彩多姿的女性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张爱玲后来自评《霸王别姬》很少中国气味，当时认为动人的句子现在只觉得肉麻与憎恶 ＇亨／自张爱玲俯藕》，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科技公司初版《流言棚，那是过于苛刻了。幸好张爱玲还表示，她当时看了李世芳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后百感丛生，本想再写一篇同名小说，终因这篇少作在前而作罢，这正说明它给作者留下的印象之深。
张爱玲的文名是建筑在她的小说成就之上的，她的同样独创一格的文学批评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不能责怪研究者，多少年来，人们只能看到《流言》中《诗的胡说》、《借银灯》、《银宫就学记》等寥寥数篇，她在上海《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的那些英文影评也是后来才由郑树森先生挖掘出来参见一九八七年三月台北袱合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张爱玲专卷纠。这次，这四篇书评的出土，更使我们惊异地发现，张爱玲早在少女时代就写得一手漂亮的评论文字。十六岁的张爱玲读书之广博，见解之成熟，文笔之老练，同龄的现代女作家中恐怕无人能与之匹敌。
张爱玲所评的《烟水愁城录》全名《斐洲烟水愁城录》，英国哈葛德（Hen ide Haggad）原著，一九O五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作为史蒂文森的追随者，哈葛德是位多产的通俗小说家，仅林纾就翻译了他的二十多部充满惊险和异国情调的作品。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高，但钱钟书先生已经公正地指出：哈葛德在他的同辈通俗小说家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直没有丧失他的读众。 引自钱钟书滞纾的翻译》，载一九七九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日文四篇》，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