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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山里饿死，这叫拜山神。
阿玲婆虽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还很好，尤其是牙齿，一颗都不曾脱落。在别人看来，到了这个年纪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好牙，它意味着阿玲婆还能吃很多的东西，她吃多了，就等于吃后辈的粮食。阿玲婆对别人的嘲笑也很无奈，在上楢山之前，她用石头偷偷敲下了两颗门牙。满嘴鲜血的阿玲婆咧着嘴笑了，她为自己终于少了两颗牙齿而感到自豪。
97年第二次拿奖的《鳗鱼》更离谱，讲一个农民犯法坐牢，刑满出狱后被社会歧视的故事。
按照那些垃圾文人的逻辑，今村昌平也是用日本“最落后丑陋的一面取悦西方人，用民族尊严换取个人荣誉”的导演。
真是可笑！
推而广之，美国人把奥斯卡最高奖颁给控诉美国黑奴制度的《根》，以及反应美国西部开发时残酷屠杀印第安人的《三百个银币》等系列影片——这说明美国人很喜欢向世界宣扬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美国导演都是为了个人荣誉出卖国家尊严的，而且奥斯卡评委都是弱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把奖颁给这种电影。
按照这种逻辑，法国电影、英国电影以及近期扬名国际的伊朗电影，全是以反映本国丑陋面为主的出卖国家尊严的电影了！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易青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只有依依不笑。
她看着易青他们，忽然幽幽的说道：“这一点都不好笑。象这种骗西方小孩恐怕都骗不过的谎言，居然在我们的国家这么有市场，这难道不悲哀不可耻吗？”
一句话，让所有的人收住了笑容。
易青惊奇的看着依依，这个女孩，她的心里永远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而且往往一针见血的精辟。
“电影工业的立足点应该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在西方，老百姓几乎是不看电视的。电影是全世界的主流文化。可是占世界五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居然没有电影可看！如果我们的观众有足够的电影可以看，我们的同胞就不会轻易的被人愚弄和利用，更不会对世界主流文化的格局如此的茫然无知！”孙茹慨然道：“我现在越来越同意易青的‘人本主义’电影精神了！”
易青点头道：“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中国有两亿多城市居民有消费正版电影的能力，可现在这个世界最庞大的市场基本是沉睡着的。我们的一些制作发行人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都以为拷贝卖给外国会比较赚钱，这种想法是非常无知的。一万个中国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支持中国电影，这种市场潜力足够压倒好莱坞有余，更不要说区区小日本了。”
路威和阿鼠对望了一眼，他们被易青和孙茹言语间这种雄心壮志感染到了。阿鼠摩拳擦掌的道：“易导、孙导，你们说吧！眼下咱们怎么干？要怎么配合，要钱要人，你们一句话！”
易青道：“我现在只想到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想借用北大学生会的小印刷厂，在大学生中传发一些资料，揭发当年的真相！”
“好主意！”路威道：“给丫曝光！传单要中英日三国译本，来参加电影节的各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人手一份！让全世界都看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是怎么在各个领域蠢蠢欲动的！就这种国家还想做常任理事国？”
阿鼠道：“我倒有个想法，光是传单太单薄了。我想，我们北大电影社和话剧社、学生会应该联合出一本刊物，反正我们电影社每个月也要出机关刊物。这一期，咱们就以中日电影文化交流为主题，从首都大学生和首都人民开始，擦亮中国观众的眼睛！”
“对！”孙茹兴奋的道：“小日本不是打着反战和中日友好的旗号来吗？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明着是出中日交流的杂志，实际是揭发他们当年的阴谋。叫他们一进中国，先吃个哑巴亏！”
易青道：“阿鼠兄的建议极好，咱们再来第二步，他们不是对外宣称很欣赏第五代导演吗？第五代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吗？咱们就在北京的各大高校，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重看第五代活动，把《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再拿出来放！特别是《红高粱》这种歌颂中华民族抗日血性的影片，要放，还要大规模出评论，造舆论。要让他们在中国的日子，天天如坐针毡！”
依依道：“这个好，让大家看看，以前的这些片子是不是真的丑陋了。日本人敢散布这种谣言，就是欺负那个时候中国人对电影的了解一片空白，很多人根本没看过《红高粱》，只是人云亦云的瞎起哄。我以前也没看过，还以为那是个农村片呢，看了以后才知道，明明是一部正面宣扬歌颂民族精神的电影，怎么就成了揭发丑陋面了？”
易青道：“就是这意思，我们以前这些搞专业的人，写影评那就是一个臭酸。整天摆弄点艺术来艺术去的东西，就怕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多高明。这种现象一定要在这次活动中制止，要写普通人都看得懂的评论，或者不叫评论，这次鼓励不写影评，写观后感。”
依依立刻补充道：“关键不是分析艺术手法，那些一般人根本看不懂，要把故事片的剧情讲出来给大家知道，让没掏钱进影院的人至少知道这些故事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孙茹已经开始窃笑起来，依依不解的看着她。孙茹道：“你现在是易青平民路线的忠实信徒了，恩，周依依小姐，中国电影的历史会记住你滴……”
这话在易青听来，真是美孜孜的受用极了。象依依这种女朋友，美丽大方拿得出手，事业上还和自己如此合拍，到哪里去找啊？
第二卷 电影学院的牛B生活 第十一章 烈士后人（1）
“八格呀路！”
在日本友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高级套房里，团长佐藤气急败坏的把一本刚刚送进来的北京大学《清韵电影》机关刊物砸在茶几上。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着一个不满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跪坐着，显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传统。
“佐藤阁下，没有必要为支那人如此动气。”年轻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几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们一个小小的圈套，到十几年后才被支那人察觉，这个民族的愚蠢已经很令我们意外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会因此被掌掴的！不可轻视支那人！许多年前拿破仑就曾经说过，支那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惊醒，必将震撼世界！”
“阁下，”石原慎太郎的长孙石原正行面现轻蔑之色，缓缓的道：“中国电影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民族本体意识和和民族精神的觉醒！纵然他们已经醒悟，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中国不会再出现一批第五代，就算有个别好导演，他们也会拍所谓的现代都市片，不会再涉及吃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了。只要中国电影的关注点不在他们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没什么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近乎恐慌的冲动似乎是有点过头了，还不如一个后辈镇定。
日本人畏惧的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崛起，如果电影只是电影，或者说电影只是娱乐和赚钱的手段，那么中国电影崛起对日本来说影响不大。
可是电影除了赢利和娱乐外，还有影响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在反战呼声高涨的时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动了美国社会。影片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为了拯救瑞恩一个人，让一个美国母亲有儿子送终，不惜牺牲掉一整个小队的美国军人，虽然这些军人也有母亲，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美国的人权精神。这部影片的上映和获奖，直接刺激了当时总统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本来很多反对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鹰派一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要想形成健康的体系，最上层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风貌的电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于最基层的群众，深藏在广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红高粱》一样，用鲜红的色调和豪迈的西北调子来歌颂中国人的血性。当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农民汉子抱着燃烧着的高粱酒坛子冲向日本鬼子的军车时，那种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不愿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挠，以及背景洪亮的唢呐和中国民乐所带来的感召力，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惧的。
还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样，用纯记录片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一个中国村妇勤劳善良、执拗、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当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说出那句：“俺就是想讨个说法”时，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热泪盈眶的疯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国的敌人畏惧的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质朴最本原的象征中国人最根本精神品质的东西。如果中国电影都是所谓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资生活的，都是《英雄》和《无极》，他们才不担心呢。
但是如果中国男人都是《红高粱》里那些汉子，中国女人都是秋菊，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部提出的“征服高丽，进而蚕食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硬说这是丑陋的。
贫穷就是丑陋吗？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丑，犬不弃家贫。为什么住窑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丑陋？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黄土地上的中华精神是最美的。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内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精准的。
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种潜意识的自卑情绪。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点，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子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美国大片一样，会产生一种潮流——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
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对张一谋等人来说，商业都市片比《红高粱》容易赚钱一百倍，但是艺术含量却不值得一提。而这种单个片子再赚钱，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应该说阴谋得逞，相当成功。
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他这次来，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可谓信心十足。
……
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
结果可想而知，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做大艺术家们的门徒，那还不乱套了？
于是，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门路，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进修。
凭心而论，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跟本科生班确实有点屈才了。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高年级就是大三，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戏实习了。
这一天，罗纲下了学，去美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食堂。
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
石原看见罗纲，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声的对罗纲道：“罗纲桑！好久不见了，我是石原！”
说着，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用有点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礼的道：“美丽的中国小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石原，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
第二卷 电影学院的牛B生活 第十一章 烈士后人（2）
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高校国际电影节终于开幕了。
跟去年的南美电影节和前年的意大利电影节相比，今年包括电影学院在内的各个高校参与的激｜情高涨。
整个海淀区学府路，到处都是鬼子来了的传闻，电影学院学生们连去饭馆吃饭，都常常会收到老板们请得送得一碟花生米，一碗鸡蛋汤什么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支持孩子们打鬼子，就好象当年踢亚洲杯，中国队踢日本队，一条街的酒水都免费一样。
……
十月十五号这天，电影学院的地下停车场象开了一次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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