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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更大了，那东西在她手里越来越粗，她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谨慎。我得格外小心，不要那么太激动。后来，她求我让她轻轻地洗洗它，才肯答应我把它放回去，她肯定这样不会伤害它。于是我和她一起来到浴室。我看着她温柔地爱抚它。
当我们再去找那个大夫时，我们得知检查结果全是阴性。尽管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最后的诊断。
“你知道，”他说（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他反复考虑过），“我一直认为如果你割除包皮，你身体会更好。当包皮割掉之后，炎症就会退了。你的包皮过长，这没妨碍过你吗？”
我承认以前从未想过。包皮是人从生下来到死都会有的，直到要把它割掉人们才会想到它只是附属物。
“对，”他继续说，“没有包皮你的病好起来就快了。当然，你得住院，大约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那要花多少钱？”我接着问道。
他说不准，也许要一百美元。
我告诉他我考虑过了。我不大想失去我宝贵的包皮，即使那样更有利于健康。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那样之后，我的龟头感觉就会迟钝了。我一点也不喜欢变成这样。
然而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他还是劝我一周后跟外科大夫约个时间：“如果到时你的病好了，你就不必动手术了，既然你不喜欢这个主意。”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我是你，我还是动手术，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那样更卫生。”
随后的几天晚上，莫娜都在讲她的故事。莫娜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去那家舞厅了，所有的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钱的问题总是困扰着她），但她肯定再也不回那家舞厅了。知道自己血样检查正常，她好像和我一样松了口气。
“但你认为真的没事，对吗？”
“谁知道呢？”她说，“那个可怕的鬼地方……那些下流的姑娘。”
“姑娘？”
“还有男人。别说这些啦。”沉默了一会儿，她笑着问：“你觉得我去演戏怎么样？”
“那不错。”我说，“你觉得自己会表演吗？”
“我觉得能行。瓦尔，你等着，我会干给你看的。”
那天晚上，我们俩回来得很晚，蹑手蹑脚地溜上了床，她又讲了一段故事。她一直在等着我讲，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打断她的话。我保证过的。
我躺在那里，专注地听着。又是钱的问题。总是这个问题，一块老疤。“你不想让我继续呆在舞厅里，对吗？”我当然不想。可下一步怎么办？我想知道。
她自然会找到必要的经济来源。边走边看吧，我告诉自己。我让自己感觉麻痹点，听她讲而不用脑子想。奇怪的是她又讲了些不痛不痒的事。她提到了老头，她在舞厅结识的友善的老头。他只想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作伴，有人陪着一块吃饭，一块去看戏。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跳舞，甚至不想和姑娘上床。他们只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和年轻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会使他们觉得年轻些，快活些，也更充满希望。这帮老家伙却很有钱，他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她提到他们中有一个拥有一家大的干洗店。他八十多岁，火暴脾气，青筋暴露，目光呆滞。他的行为几乎像个孩子。我当然不会嫉妒他。他只想在她身上花钱。她说不清他已经花了多少，但她推断说数目肯定不小。另外还有一个，他住在黑兹·卡尔顿，是个制鞋商。有时她在他那儿吃饭，因为这能给他带来快乐。他最多只有勇气吻她的手……几周前她就打算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但她一直怕我发火。“你不会的，对吗？”她偎在我怀里，问我。我没有马上回答。我在思考、琢磨所有她的事。“你为什么不说话。”她用肘尖轻轻地推我，说道，“你说过你不会生气的，你保证过的。”
“我没有生气。”我说道，说完又沉默了。
“但是，你生气了。你受了伤害。哦，瓦尔，你怎么这么傻？如果我知道你会受伤害，你认为我会告诉你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想，”我说，“没事了，相信我。你认为行就去做，我只是为这些感到难过。”
“但不会总这样的，它就那么一段时间，所以我想去演戏。我和你一样讨厌那样做。”
“好吧，”我说，“让我们忘掉它吧。”
第二天早晨我得去医院检查，我早早地醒了。淋浴时我注意地看了看我的阴茎。哎呀，一点儿也不发炎了！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叫醒莫娜给她看。我又上床很快检验了一下它是否真的好了，然后我去了电话亭，给大夫挂了电话。“它全好了，”我说，“我不想割掉包皮了。”我迅速挂上电话免得再听他？嗦。
我正要离开电话亭，突然想起应该给莫德去个电话。
“我不敢相信。”她说。
“这是真的，如果你不信，下周我去你那里证明给你看。”
她好像不想挂电话了，不停地说着许多不相关的事。“我得挂了。”我说，有点烦了。
“再等一会儿！”她央求道，“我想问你这个星期天是否能带我们去郊外？我们三个可以一起野餐。我准备好吃的。”
她的声音相当温柔。
“好吧，”我说，“我会来的，我大约早上八点钟来。”
“你肯定你好了吗？”她问。
“我完全好了。星期天我证明给你看。”
她兴奋地笑了两声，没等她答话我马上把电话挂上了。
第16章
就在我即将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接踵而至，只有战争才能了结这一多事之秋。首当其冲的是，电报公司的那帮魔鬼又认为我该挪地方了，这样我就搬到位于脏乱差的地区一座旧阁楼的顶层去办公。这是一间闲置的大房子，原先是邮递员们下班后在这里训练用的。现在我的办公桌就放在地板的中央，隔壁房子也同样宽敞空旷，集医疗所、药房和健身房于一体，而惟一缺少的就是几张台球桌。有几个傻瓜为打发他们的休息时间还带来了旱冰鞋。他们整天吵闹不休，喧声冲天，但我对公司的计划和项目已毫无兴趣，这样，他们的喧哗不但不让我心烦意乱，反倒给我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和其他办公室已完全隔离了，他们对我的窥视和侦查便自然而然地停止了。可以说，我现在逍遥自在，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招工聘人和炒鱿鱼如同梦幻一样变化无穷，我这儿的编制已削减到两个……我自己以及原先管理过剧院服装的退役拳击家。我无意整理那些卷宗，也懒得去查阅资料，对各种信件一概不予理睬，甚至电话也不怎么接，真有急件的话，那就是电报了。
这里无疑是诱发痴呆症的温床。他们把我打到冷宫，而我也乐得如此。一忙完白天的工作，我就钻进隔壁房里去欣赏他们的恶作剧。有时，我自己也穿上旱冰鞋和那些傻小子们滑上几圈。我的助手斜视着我，搞不清我是怎么了。尽管他一向表情严肃、尊口难开而且分心有术，有时也会捧腹大笑，说他歇斯底里也不过分。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心情不畅，我想，他是担心我下一步会喝得酩酊大醉。
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确实开始放纵地酗酒了。我只是吃晚饭的时候开始饮酒，对身体不会有害。有一次，我纯属偶然地发现了杂货店后面有一家法意餐馆。那里的气氛令人惬意，人人都是“角色”，甚至警察小队长和侦探们也在那里白吃白喝，丑态百出。
自从莫娜通过关系进了剧院以后，我只好去某个地方打发晚上的时光。我永远也搞不清楚是莫纳汉给她找的这份工作，还是如她所说是自己起了一个适合她职业的新名字，随之也便有了全新的生活经历和列祖列宗。她摇身一变成了英国人，这样，她的家族便与剧院有了某种源远流长、无法追溯的关系。就在当时很盛兴的小剧场里，她进入了那个使她如鱼得水的虚假世界。既然他们几乎不付给她分文，他们上当受骗也不蒙受任何损失呀。
阿瑟·雷蒙德和他的夫人起初也实难相信这个消息。他们觉得莫娜又在瞎编故事了。从不善于掩饰感情的丽贝卡竟当面嘲弄莫娜，但当莫娜有天晚上带回施尼兹勃的剧本手稿，并煞有其事地排练她的角色时，他们的疑虑才转为惊愕。莫娜耍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花招在格尔德剧院站稳了脚跟，这时家里人却又妒意大发，竭尽恶意诽谤之能事。莫娜可真是在演戏了……她很有可能成为她所扮演的那位女演员。看来，莫娜的排练是要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我根本搞不清莫娜晚上几点才回家。我的确和她度过了一个傍晚，但这就像听醉鬼的唠叨。新生活的魔力使她彻底陶醉了。有时我也在晚上静下心来想写点儿什么东西，结果却徒劳一场。
阿瑟·雷蒙德像条章鱼一样总赖在我这儿不走，他总要说：“写这玩意儿干吗呀？天哪，难道这世界上的作家还不够多吗？”然后他就开始谈论作家，当然是那些他所崇拜的作家。这时我便坐在打字机前，好像他一离开我就要重新写作似的。其实，我经常只是给某一名作家写封信而已，告诉他我是多么地钦佩他的作品，并且暗示他，如果他还没听说过我的大名，很快就会使他感觉到如雷贯耳的。久而久之，我终于有一天惊奇地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信口述信。他的真名叫纳特·汉森，信是由秘书写的，文理也不通，这对于一个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来说，这封信太让人迷惑不解了。他首先表示，我的敬意使他非常高兴，甚至激动万分，继而又说美国的出版商对他的书的销售收入不太满意。除非读者对他表示出更加浓厚的兴趣，否则，他们恐怕再也不会出他的书了。他一副虎落平川遭犬欺的腔调，含糊其辞地想知道如何才能摆脱目前这种困境，这倒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因他而蒙受损失的可爱的出版商。
赘述之中，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妙招，就写在信中。此招如下：有一次他接到一位博伊尔先生的信，此人也住在纽约（肯定会是我的相识啦！），他想，或许我可以和博伊尔先生联手出主意、想办法，绝对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比如，我们可以告诉美国的读者，在挪威的荒郊野地之中隐居着一位名叫纳特·汉森的大作家，他的作品被辛辛苦苦地译成了英语，而今，这些作品却被出版商痛苦地悬之高阁。他确信假如订数能够多增加几百本的话，出版商又会重新振作起来，对他充满信心。他说自己曾来过美国，尽管他的英语蹩脚得不能亲笔致信，但他相信，秘书会把他的想法和意图表达清楚的。我得去寻找博伊尔先生，地址他是想不起来了。他说，尽您所能吧，或许纽约还有别人对他的大作有所耳闻，这样我们可以与他们联手。信的结尾忧伤却也不失尊严……我把信件仔细地查看了一番，想知道他写信时是否潸然泪下。
倘若信封上没盖挪威的邮戳，或者信中没有他的亲笔签名（后来证明的确是他亲笔所签），我会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一番狂笑之后，不免有一番热切的评判。这只能归咎于我那愚蠢的英雄崇拜。我的偶像被打得粉碎，评判意识也降至乌有。谁也不可能会见到我拜读纳特·汉森的作品了。老实说，我真想痛哭一场。这肯定是一场可怕的骗局，只是我法识破罢了。尽管证据凿凿，我实在不能相信，《饥饿》、《潘神》、《维多利亚》、《国家的成长》等巨著的作家能口出此言。
毋庸置疑，他让秘书全权代写，最后却懒得看一眼信的内容，就信任地大笔一挥，置上自己的名字。像他这样享誉全球的作家，每天绝对要收到各地崇拜者的几十封信件。他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我那热情洋溢的颂扬，而且，由于在美国那一段人生历程中备尝了生活的艰辛，他可能非常鄙视整个美国人民。他更可能不止一次地告诉他的笨蛋秘书，说美国的销售量不值一提。可能出版商过去一直在找他的麻烦，因为出版商与作者打交道时只关心书的销量这一件事。没准儿他当着秘书的面十分厌恶地说美国佬干什么都舍得掏腰包，而对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却吝啬得很。而她，这位对主子顶礼膜拜的白痴秘书，决意利用这个机会写了几个疯疯癫癫的建议，企图改善一下这种痛心的境遇。但她绝不是达格玛或者埃德韦汀，甚至也不如像玛特·古德这样头脑简单的姑娘，要知道玛特·古德拼死拼活也不受赫尔·纳吉的浪漫爱情的勾引而私奔。
她大概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挪威笨蛋，各方面都很不错，就是缺乏想像力；也许颇有见识，会把房间收拾得有条不紊，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损人利己，并且梦想着将来能管理育婴堂或者私生子收养院什么的。
我所崇拜的这个偶像毁灭了，我有意识地重读了他书中的某些篇章。尽管我很幼稚，但读到某些段落时也不禁热泪盈眶。我感动万分，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