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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攫，能击野雁、野鹅及兔、獐、麑、鹿等，每抉其眼而食其脑。声音猛厉。往往飞越于云端之上，从高击下，不知自何而来，且飞之极能耐久”。显然这不是普通的鹰隼所可比。
而所谓山鹰的性格就更为突出。据说，它“较别鹰性最僻野，……胆大易怒，难受教。不宜抗之，如抗则愈怒；不抗亦自潜消。专攫大鸟，不屑于小雀。连杀多鸟，只作顽嬉。逐鹊不获，则甚忿。若叫回则啄司放者之首及面，并啄所骑之马。……忿怒之际，恒不顾本身，间有忿怒而毙者”。这就说明，山鹰的性格非常激烈。所以，山鹰与神鹰相斗，必致两败俱伤而死。
由此可见，老鹰中有许多品种是不好的，不足以比于英雄；但是，有的性格十分坚强，确有英雄气概。这就必须加以分析，区别看待，不能笼统而论。对于老鹰是如此，对其它事物也应该如此。
谈谈养狗
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都有养狗的习惯。养狗不但为了守卫之用，而且也为了食用。南方人固然常吃狗肉，北方人同样也吃狗肉。所以，如果养狗大概不至于遭到反对。
然而，事情往往有出乎意外的。估计没有人反对的事情，有时竟然也会听见种种非议。比如，有人说：养狗太讨厌，又不能圈住它，到处乱跑，到处痾屎撒尿，不合卫生。也有的人，一听说要吃狗肉就害怕，不敢吃。这些人即便不一定坚决反对养狗，但是也不一定就会赞成养狗。因此，要想养狗，还得做一番思想工作，把事实摆出来，说通道理，并且把养狗的区域和范围划分清楚，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从来把狗当做不可缺少的家畜。古籍上有关狗的记载多得很。《礼记》《月令》篇写道：“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仲秋之月，……天子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王制》篇又说：“士无故不杀犬豕。”《周礼》《地官》载：“藁人掌豢祭祀之犬。”郑康成注曰：“养犬豕曰豢。”可见古人把狗看得同猪一样重要，如果就“犬豕”这两个字的先后次序来说，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了。
狗之受重视，还有许多证明。《周礼》中记载“祭祀奉犬牲”的地方就有好几处。春秋诸子的著作中论述“犬豕鸡豚”的也不少。如《墨子》《非攻》篇云：“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文子》《上德》篇云：“犬豕不择器而食。”《上仁》篇云：“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这些居然都把犬列在首位，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去屠狗的职业，如屠宰猪、牛、羊的同样流行于全国各地。古代南方和北方以屠狗为职业的，有不少著名的英雄。《汉书》《樊哙传》载：“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这是当时南方著名的屠狗英雄；《史记》《荆轲传》载：“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高渐离。”这更证明在当时的北方，到处都有许多屠狗的英雄。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屠狗业衰落了，不过吃狗肉的人并不因此而减少。
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并且能防治许多种疾病，所以古人时常屠狗，常吃狗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狗类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长喙善猎；吠犬，短喙善守；食犬，体肥供馔。凡本草所用，皆食犬也。”《本草》中还列举了吃狗肉的种种好处。如：安五脏，轻身，益气，宜肾，补胃，暖腰、膝，壮气力，补五劳七伤，补血脉，实下焦，等等。书上还特别说明：“凡食犬不可去血，去则力少，不益人。”如果详细介绍狗的全部用途，包括狗蹄可以下乳汁，狗宝可以治噎食及痈疽疮疡，狗皮可以制皮袄及其他许多方面，简直可以写一本专门小册子，这篇短文是说不完的。
有一点需要着重提出的，就是狗粪的用途。李时珍说：“狗屎能治诸症，皆取其解毒之功耳。”它能治痘疮、倒黡、霍乱、症积、心腹痛，并能解一切毒。但是，它的最重要最普遍的用途是作为农田的肥料。狗粪的肥效顶得上最好的粪肥。在南方农村中，人们拾粪主要的是拾狗粪。因为猪、牛、羊都有圈，算在圈肥之内，只有狗才到处痾屎。这虽然不免令人讨厌，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一般不宜养狗；但是，在乡村和小市镇，狗粪对于卫生并无大碍，容易收拾得干净。
除了这些以外，养狗对于保护羊群还有很大的作用。在山区农村中，牧羊人日夜担心狼来吃羊，如果能带一条狗就不怕狼了，因为狗能与狼搏斗，协助牧羊人，保卫羊群的安全。狗还能看守猪圈、场院。至于无论城乡，凡在空旷的仓库等处，养狗以充守卫，更有用处。
如此说来，养狗的用处很不少，为什么现在许多地方不重视养狗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过去长期战争的特殊情况有关。
记得在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每当我们的游击队和工作人员，在敌人的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活动的时候，经常因为狗叫而被敌人发觉，因此，冀中军民曾经发起了一个杀狗运动。其他根据地有的也这么做了。这就当时的对敌斗争来说，无疑地是非常必要的。从那以后，河北一带的狗几乎绝迹，日子长了，人们逐渐忘记了养狗的习惯，甚至于反而不习惯于养狗了。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抵日战争时期完全不同，在农村养狗完全有条件，完全合乎实际的需要。
最后还有一点附带说明，养狗尤其合于经济的原则，因为对它可以不必供给饲料，它主要以“食秽”为生。这也是它惹得一部分人不喜欢的原因。然而，狗毕竟是狗，人又何必因它食秽而嫌弃它呢？
养猫捕鼠
《谈谈养狗》的短文刚发表，有一位同志就提醒我：狗和猫应该并提。人类养猫狗有同样的历史，它们都是有益的动物，如果房子里有老鼠，就更会想到养猫。所以，养狗、养猫无妨一起谈谈。
此话有理。我们要彻底消除四害，老鼠是四害之一，为了彻底消灭它，养猫也有不小的作用。只是一篇短文不容易把养狗和养猫两件事都说清楚，还是分开来谈比较好。现在就专讲养猫吧。
养猫的目的主要为了捕鼠。记得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乞猫》的七绝，原诗如下：
“秋来鼠辈欺猫去，倒箧翻床搅夜眠。
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大概当时黄山谷家里的老鼠闹得很凶，竟然倒箧翻床，搅得他夜里总睡不好。其原因就在于他那一阵子不养猫了。他原先养过一只猫，老鼠在他家里不能活动，他每个晚上都睡得很稳。这就使他麻痹大意了，以为根本没有老鼠，养不养猫关系不大，于是就决定不再养猫。没想到，猫一去，老鼠就闹起来了。这一下子把他弄得好苦，到处打听，知道别人家养的猫快要生小猫，就赶紧准备，打算再抱一只来养。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前几年，同院有好几只猫，加上除四害运动中掏窝灭鼠，效果很好，从那以后，久已不闻鼠患。近来我们的院子里，大家都不养猫，也没有继续用其他办法灭鼠，因此，老鼠又开始活动了。最近有一次，我们发现大小老鼠，鱼贯穿行于室内，公然示威，可谓嚣张已极。现在我也很希望能够打听到谁家的猫快要生产，好准备去讨一只小猫。
我想只要继续积极灭鼠，再养一只猫，鼠患就一定可以迅速消除。但是，到那时候又要注意，千万不可再抹杀猫儿的功绩，而嫌它“尸位素餐”了。记得宋代的林逋也写过一首《猫儿》诗，他说：
“纤鉤时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
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
林和靖似乎以为老鼠不到他家里，是因为他家里穷，而不直接承认这是猫儿捕鼠的功劳，这也许是写诗的时候故作波澜之笔，并非真意。但是，他看到猫儿吃饱了就在花荫中一躺，无所事事，却并不责怪，这恰恰表明他确实懂得了养猫的作用。我们如果养猫，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明代的文征明曾经派人从朋友家里抱来一只小猫他写了一首律诗，题曰《乞猫》，原诗写道：
“珍重从君乞小狸，女郎先已办氍毹。
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
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
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
此诗表明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对于养猫所抱的态度。他的希望只是夜间能够高枕而眠，自己心爱的图书卷轴不至于被老鼠咬坏，如此而已。虽然他没有买鱼喂猫，但是，这并非表示他对猫儿捕鼠的功绩估计不足。我们现在喂猫，也不必都要有鱼。喂得太好了，它反倒不一定努力捕鼠，如果饿了它，更会使它努力捕鼠，这是一般人都有的经验。
在农村中，许多农民养猫的目的，当然又有所不同。农民们知道，猫儿对于保护农田作物是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田鼠多的地方，不养猫要想消灭田鼠，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据说，猫之所以得名，就因为它能够捕捉田鼠，保护禾苗。宋代陆佃的《埤雅》中，解释猫字的意义，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诗曰：有猫有虎。猫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诗以誉韩奕。记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明代李时珍总结各家的解释，写道：
“猫，苗、茅二音，其名自呼。陆佃云：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礼记所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亦通。格古论云：一名乌圆；或谓蒙贵即猫，非矣。”
可见在农村中提倡养猫，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田鼠偷吃粮食和传染疾疫，比家鼠有过之无不及。而这些鼠类繁殖力都非常强盛。据统计，家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四百头；田鼠牝牡一对，四年之间能繁殖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头。这又证明，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消灭鼠害始终是一个重大的任务，随时都要抓紧，不可放松。
照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养猫捕鼠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日常忙于生产和工作，不可能经常捕捉老鼠，放毒药、设机关又有副作用，都不如养猫捕鼠比较切实有效。
楮树的用途
山野之中，有一种落叶的乔木，叫做楮树，在我国南方生长茂盛，北方也能生长。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认为它不是好木材，不愿意栽培，因此，这种树木似乎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可惜的。
楮树除了一些土名以外，在古籍中也叫做穀树。《诗经》
《小雅》《鹤鸣》篇中就有关于楮树的记载，它写道：
“鹤鸣于九皐，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注云：“穀，一名楮，恶木也。”这位道学先生一开口就否定了楮树的价值，未免武断。但是，他总算证明了楮和穀是一物而异名。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山海经》记载，我国各处由野都有穀或楮大量生长。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穀者楮也。”这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也做了相同的记载。
那末，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出现呢？究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呢？回答却不一样。一种答案是说，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所以变成两个名称。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幽州人谓之穀桑，荆扬人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另一种答案说，两者稍有差别。如《本草纲目集解》引苏恭曰：“此有二种。一种皮有斑花文，谓之斑穀，今人用皮为冠者。一种皮白无花，枝叶大相类，但取其叶似葡萄、叶作瓣而有子者为佳。”还有的书上把楮、穀和构树当做同一个东西，那是有待专家研究的问题。我知道的一些旧书上，对构树的种属也有相反的两种记载。穀和构在现代植物学中虽系同科同属，确有不同点。至于穀和楮则是一物而异名，断无可疑。
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最明白的是李时珍。他不但说出了两个名称的来源，并且用科学的观点分析了所以产生两个名称的道理。他说：
“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桠杈，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叶有桠杈，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
可见楮树是雌雄异株，雄株与雌株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有的人就把它们起了两种名称。李时珍又说：
“楮本作柠，其皮可绩为紵故也。楚人呼乳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
这个解释也很有道理，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李时珍说明了楮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