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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摹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他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唯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为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作文章！”
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松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鹪鹩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薮。”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硾笺。
“大人学问淹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汽冲着紫砂壶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硾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渡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疾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做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座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