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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学士倭仁就看不惯。这个理学泰斗一心要维护中国传统礼教的纯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对奕䜣与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觉不顺眼。同治五年，当奕䜣提出选用科甲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时，倭仁就坚决反对。他抗词驳斥奕䜣的观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这么一带头，就有一批所谓忠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声称如果这样下去，大清非亡国灭种不可。后虽经慈禧太后支持，事情总算进行下去了，但已闹得举国不靖。这还罢了，最令奕䜣头疼的是遍及全国的教案，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举止无措。而这些教案中，又以与法国天主教的冲突最大。奕䜣记得，咸丰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阳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阳教案等等，都是与法国天主教发生的流血冲突。酉阳教案因打死一个法国传教士，激起教堂报复，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个中国百姓。这场惨案，至今尚未了结，眼下法国的损失比哪次都要大，他们怎会善罢甘休！这场乱子如何结局呢？奕䜣不敢想象。他只得立即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后果，并对受影响的外国领事馆致以歉意。
消息更使法国和其他几个在天津驻有本国人员的西方国家震惊，他们纷纷派员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这次事件中，包括丰大业在内，共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两名、英国美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烧毁法国教堂一座，毁坏法国领事馆一处、育婴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两处。法国驻京公使馆公使罗淑亚认为蒙受了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他联合英、美、俄、比利时等六国，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法国政府停泊在远东的三艘军舰也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刚刚出了一口怨气的天津士民，头顶上正压着一块沉重的战争乌云。
这块战争乌云，尤使慈禧、奕䜣害怕。在崇厚的“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地方官失职”的奏折上，慈禧批令严厉处治肇事匪徒，将天津地方官员先行交部分别议处，并将派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总理衙门向各国驻京使馆发出照会，重申遵守各项条约，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事件。
但各国公使，尤其是法国公使对清廷态度的诚意表示怀疑，罗淑亚警告奕䜣：法兰西帝国的舰队正在生火待发，随时都可以越过重洋，进入天津。当奕䜣把外国人的态度禀报给慈禧时，年轻的西太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地说：“得派一个压得住台面又顾全大局的重臣前去天津迅速处理，以宽洋人之心。”
“太后的决定英明。”奕䜣期望的正是这个决定，他心里已想好了人选，只是太后未问，他不便轻易先提出。自从罢去“议政王”头衔后，他处事谨慎多了。
“六爷。”慈禧客气地叫了一声奕䜣，“你看派谁去为好呢？”
“臣看曾国藩去比较适宜。”奕䜣装着思考一下后再回答，“不过，曾国藩现正在病假中。”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得麻烦他了，别人谁去都不济。况且他是直督，也是他分内的责任。”慈禧说。奕䜣的奏对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是的。臣也相信曾国藩一向不畏艰难，以国事为重，是不会推辞的。”奕䜣心头压着的石头落了地，仿佛曾国藩一去，战争阴云就会立即被驱散。
“六爷，你去叫内阁拟旨来。”慈禧也心宽了，她把右手举起，极有兴致地欣赏无名指上的金指套。这指套昨天才打好，金光灿灿的，足有三寸半长，她很满意。
“是。”
奕䜣正要跪安，西太后又以悦耳的声音补充：“要内阁把朝廷的旨意拟明白些，语气要坚决些，好让曾国藩到天津后，办起事来有所依凭，不致因百姓和地方官的情绪乱了方寸。”
六给儿子留下了遗嘱
保定城总督衙门口，今上午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大公子曾纪泽正在忙忙碌碌地张罗着，一根丈把高的竹竿上悬挂着一挂长长的鞭炮，鞭炮下面站着一排吹鼓手。过一会儿，二公子曾纪鸿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队府里的听差。四周的百姓感到奇怪：看这架势，总督衙门今天像是有喜事，但又不见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若是办丧事哩，又不见戴白系麻的，门前也没有招魂幡。只见老家人荆七从前面大路上小跑过来，对纪泽说：“大公子，马车就要到了！”说完后，又走到吹鼓手队跟前，吩咐作好准备。
正说话间，一辆三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停在门前大坪中，纪泽忙拉着纪鸿走过去，跪在马车前。车里走出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他刚一下车，荆七便挥挥手，早已准备好的一群听差都走了过去，七手八脚地从马车上卸下二十四根长八尺、径长一尺二寸的大圆木来，每根圆木的腰间系一根红布条。这时鞭炮轰响，鼓乐齐鸣，纪泽兄弟对着圆木叩头不止。荆七一声吆喝，四十八个听差，抬起二十四根圆木，鱼贯踏上台阶，走进衙门。纪泽、纪鸿低着头走在最后。
原来，这二十四根圆木，是两副棺材的用料。去年，曾国藩离开江宁前夕，李鸿章赶来送行，问恩师在江南尚有何未了私事。曾国藩悄悄对他说，已在江西建昌定下了两副棺木料，方便时，请他带到保定来。李鸿章谨记在心，赴西北前夕，他将此事交给昭庆，要弟弟亲到建昌去督办。他要把这两副棺木作为自己的礼物送给恩师，尽一点做门生的孝心。
曾国藩在书房里亲热地接见了李昭庆，并验看了千里运来的建昌木。但见根根光亮笔直，纹理细密，仔细嗅一嗅，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建昌木身上常见白色波澜条纹，故又叫建昌花板。这建昌花板号称制棺材的上等佳料，又经李昭庆从上万根木料中亲自选出，岂有不好之理！正在谈论下一步如何制造的时候，巡捕报：“圣旨到！”
曾国藩慌忙换上朝服来到公堂，刚升为吏部侍郎的周寿昌亲自赍旨来到，朗声诵读：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育婴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钦此。
天津事起之后，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早已作好了到天津查办的准备，他对这道圣旨不感到意外，对圣旨中所提到的惩办迷拐人口及为首滋事人员的决定，他也深表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必有千难万难，曾国藩心中也非常清楚。不过，他却不能推辞，只得答道：“臣曾国藩遵旨。”
周寿昌念过上谕之后，随即走过来，双手扶起病体衰弱的曾国藩，心里涌起一股怜悯之情。
“涤生兄，这是件极难措手的事，京中议论甚多。”周寿昌关心地说。
“我知道。”曾国藩的情绪十分低落，“但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闹事，我能不管吗？”
“要么这样，”周寿昌望着曾国藩满是皱纹又略带浮肿的长脸，以及两只上下眼皮几乎完全靠拢的眼睛，诚恳地说，“我去回复皇太后，说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请太后另简别人。”
对老朋友的这番情义，曾国藩深为感谢。一瞬间，他也觉得可以接受，本来自己就已告假在先，并非临事推诿。但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此事关系太大了，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连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自古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的路上，赢得了千古忠贞的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的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
“应甫，你回去禀报皇太后、皇上，就说我过两天就出发，一定要把天津的事情处理好，请圣上放心。”
送走周寿昌后，曾国藩一直一个人怔怔地枯坐在书房里，不吃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夜晚，欧阳夫人亲自送来一碗参汤，劝他喝下，又劝他为国为家保重身体，早点躺下休息。他谢了夫人的好意，答应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后，他关好门，拨亮灯，拿出纸笔来，思量着要写点东西。
建昌花板和赴津办教案的上谕同一天到达，明明白白地预示着他此次津门之行是有去无回了。对自己这衰病之身，他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已位极人臣，也无甚遗憾了。他最挂牵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担心曾氏家族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大家世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他希望曾家能够避免，至少能推迟几代出现。要写的话，多少年来烂熟于胸，用不着多想，他笔不停挥，文不加点，一直写到鸡叫头遍才住手。写完后他又从头至尾诵读一遍，一种惆怅落寞之情油然袭来，不能自已。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七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