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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高纪录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
“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止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辏г艘餐ü涎哺а妹牛睦戳艘环饪仪械某ば牛�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辏г苏庋男牛蝗帐猓泳┦Γ咏游洳影睬欤映ど常恿焦悖哟ü笤丛床欢系赝都奶旖颍倘缫恢еЮ黄胂蛩男奈焉淅矗庇涯强潘ソ叩男脑啻├茫扇饨础�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断，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唯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时至今日，别的办法已没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挨饿；命里挨饿的，先人留下的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两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两千多，少了。实在无法可想时，他把此意透露给赵烈文。赵烈文一听，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感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我明日快马回保定，三日后来津复命。”
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了一万三千两银票，全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一个地方官员。曾国藩很是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自己不必再拿钱了。他如何肯依！这样，连同他的七千，共有两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他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的七个人每人一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这种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基本的法律，何况杀了外国人，险些引起一场浩大的灾难。现在，全国各地的舆论终于使他清醒了：这毕竟是长期积怨引起的冲突，从根本上讲，理亏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尤其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他们是出自爱国敬官长的义愤，杀他们的头的确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案件中，杀他们的头，也间接刺伤了百姓的爱国之心，权且以这点银子来作补偿吧！
听说红柳庄打死人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亲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愿意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报答。于是，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两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附近受害的百姓民房。经过这样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
十二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这天上午，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就要上路了。京津古道接官厅里，曾国藩带着丁启睿、马绳武、赵烈文等人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他要亲自为代百姓受过的天津地方官员敬酒饯行。
与一般的犯官不同，周家勋等人并没有套上枷锁，只是摘掉了顶翎，褫去了官服，一个个满脸阴晦，委靡不振，穿着便服的曾国藩亲出厅外，将三人迎进内室，然后恭请他们上座。周家勋忙说：“老中堂亲来送行，已使犯官感激不尽，岂敢再僭越上座。”
张光藻、刘杰也说：“犯官不敢！”
“今日事与一般不同，你们权且坐一回，老夫尚有几句话要说。”
看着骨瘦如柴的总督那副恳挚的模样，周家勋等人只得告罪坐下。戈什哈上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曾国藩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慌得座上的人全部起立。
“今天是三位进京受审的日子，大家的心里都不好过，也无心喝酒，老夫借这个形式，不过说几句话而已。我敬各位三杯酒，各位都不要推辞，且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先请大家都把手中的这杯酒喝了。”
众人都不敢推辞，只得喝下。丁启睿说：“老中堂，您坐下说吧！”
大家都说：“请老中堂坐下。”
“都坐下吧！”曾国藩坐下，也招呼大家坐下，然后沉重地说，“老夫奉太后、皇上之命，来天津处理民教之案，感慨良多，教训良多，悔恨良多。”
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下，拿起手绢揉了揉昏花的眼睛。昔日那两只给人印象极深的三角眼，因为眼皮的松弛、眼角的多皱，更因右目无光、左目视力微弱，而变得如同两只干死的小泥鳅。他现在手绢已不能须臾离手，过一会儿便得擦擦，否则眼角黏糊，人物莫辨了。不要说离职的前任，就是在职的现任也都心事重重的，大家静静地听着曾国藩嘶哑苍老的心曲。
“民教冲突，各地都有，但后果无一处有津郡的严重，事情弄成这样，是太令人痛心了。”曾国藩的酒量向来不大，去年以来，因身体日坏，他几乎滴酒不沾，刚才那杯酒，也只是象征性地吮了一小口。现在，戈什哈给他上了一杯热茶，他喝了一口。“民教仇杀，从根本上说，是洋人理亏，这是没有话说的了，但挖眼剖心的传闻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使人费解；还有的说洋人拿眼珠子熬银，这不是愚蠢透顶吗？居然也有人相信。哎！愚民无知尚可说，周道、张守、刘令，你们都是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不是老夫指责你们，你们早就应该和洋人联系，和他们一起出来澄清这些无稽谣传呀！”
“老中堂训斥的对，卑职等是疏于职守。不过，洋人也是蛮不讲理的，他们拒绝合作。”周家勋插话。
张光藻接过话头说：“五月初，育婴堂里的小孩子大量发病，死了不少。百姓得知后，要求育婴堂把这些孩子都放出来。那次围的人也很多，修女怕出事，提议公举五个代表进堂检查。人推选出来了，正要进堂，丰大业来了，不准中国百姓进，还破口大骂。这事也是百姓质疑的一点。”
曾国藩点点头，说：“丰大业是个横蛮已极的人，这点我知道。但关于挖眼剖心的事，跟教堂的夏福音等人讲清楚，我想他们应会合作的，他们也要辟谣呀！再一点，发现有百姓围教堂，不要等丰大业出来，各位就要设法早点疏散。常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么多的人里面，能保证没有莠民歹徒吗？他们就希望乱，乱则对他们有大利。我们为父母官的，第一大职责就在于维持地方安静，倘若那天早点驱散人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
众人都点头，心里想：是的，早点驱散就没事了，现在后悔已晚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举起酒杯：“这些都已过去，不说了，请诸位喝下这第二杯酒。”
大家都遵命喝下。曾国藩望着周家勋等人，接着说：“雷霆雨露，皆是春风。诸位都是国家的美才良吏，这年把两年暂时受点委屈，不久必当起复，再肩重任。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我们都要于此事吸取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大清国必须自强。三十多年来，我们与洋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我理直，彼理曲，但恒以我吃亏彼沾光而告终。这原因便是我弱彼强。洋人不讲道理，只论强弱，我们如果不自强，便永远会受洋人的欺侮。”
接官厅一片寂静，桌子上摆的几个菜早已凉了，大家都不想去动它，几颗苦涩的心在困惑：老中堂的话说出了与洋人相交的要害，但我们大清国这样一盘散沙，它何时才能够自立自强呢？
“各位再履任时，一定要在自己的辖地内注重洋务，办起一两个工厂，多造一些机器出来，如果各县各府都这样，慢慢地，我们也就和洋人一样地富强起来了，这是我们自强的根本。毁教堂，杀洋人，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老中堂，办机器厂，一无人才，二无母机，如何办呢？”刘杰问。他今年只有四十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