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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
读罢《道德经》，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部又称为《南华经》的《庄子》，是他最爱读的书，从小到大，也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范本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历过暴风骤雨冲刷的现在，曾国藩再来读《庄子》，对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有了很多共鸣之处。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此，才能既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曾国藩为自己的这个收获而高兴，并提起笔，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老庄深邃的哲理，如一道梯子，使曾国藩从百思不解的委屈苦恼深渊中，踏着它走了出来，身心日渐好转了。
这天夜里，曾国藩收到了胡林翼由武昌寄来的信。信上说浙江危急，朝廷有调湘勇入浙的动议。他已向皇上奏明，请命曾国藩再度夺情出山，统率湘勇援浙。为加强此奏的分量，他说服了官文会衔拜发。
曾国藩从心里感激胡林翼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在这样的时候能仗义上疏，请诏复出，简直有再生之德。尤为难得的是，他能说动名为支持湘勇、实则嫉妒汉人的满洲权贵官文一起会衔，真个是用心良苦，谋划周到。湖北能有今天的局面，湘勇能在江西走出低谷，全凭着武昌城内官胡水乳交融的合作。此刻，曾国藩的脑子里，浮起了胡林翼屈身事官文的往事。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年纪轻轻便做了殿前蓝翎侍卫，累迁至头等侍卫，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走的是满洲贵族子弟的特权道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杨霈被撤职后，他由荆州将军任上调湖广总督。此人于游冶享受样样精通，就是于打仗治民不通，占着湖广总督的高位，什么事都不做，却又出于满洲权贵防范汉人的本性，对胡林翼事事横加干涉，弄得胡处处为难。一气之下，胡要幕僚起草奏折，向皇上告状。幕僚劝告：江南汉人手握重兵，朝廷如何放心得下？官文名为总督，实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的耳目，告官文的状，只会徒增皇上的反感。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官文的支持，督抚同心，共成大业。胡林翼经此指点，立刻醒悟。不久，官文三十岁的六姨太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热闹一番。谁知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耻于为一个年轻的姨太太祝寿。生日这天，日上三竿了，总督衙门还冷冷清清。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将近正午了，武昌城里的重要官员，仍无一人登门。官文无法，只得降尊纡贵，派人四处再请。正在这时，一顶绿呢大轿抬来，前面仪仗森严，后面跟着几顶花呢绣轿。一个家丁飞奔过来，递上一个名刺。管家接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管家喜出望外，连忙进府报告官文。官文欢喜异常，亲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六姨太破涕为笑，在二门外恭迎胡家太夫人、夫人。听说巡抚以如此隆重的礼仪庆贺官文六姨太的生日，不到一个时辰，湖北藩司、臬司、粮道、盐道、汉阳知府、武昌知府全部来齐了。六姨太得了一个全脸面。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选些好听的话恭维六姨太，把个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临别时，胡太夫人又郑重邀请六姨太到巡抚衙门去做客，六姨太乐滋滋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一顶花呢大轿将六姨太抬进巡抚衙门，胡太夫人、静娟夫人设盛宴款待，陪着玩牌听曲，扯家常。六姨太自幼丧母，见胡太夫人这样喜欢她，便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又叫她拜见了兄长胡林翼。胡太夫人送给六姨太一副金镯金耳环金戒指，算是给义女的见面礼。六姨太回府后，在枕边对着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千好万好。并说，从今以后两家认了亲，就是一家了，就不要再为难胡林翼了。官文对这个娇媚聪敏的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果然从此再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军事民事，全付与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画诺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先前，曾国藩听到官胡这段故事后置之一笑。他笑胡林翼太软弱了，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岂不太失堂堂大丈夫的气节！现在，他明白了，这正是胡林翼的高明之处，也是胡林翼胜过他的地方。“柔弱胜刚强”，胡林翼早已深懂此中之昧，并运用得相当熟练了。
“润芝啊，你竟比我早得道！”曾国藩高兴得拍着几案，不自觉地喊出声来。这一拍不打紧，把一支正燃着的蜡烛给震倒了，恰跌在摊开的《道德经》上。曾国藩心疼地抚摸着，却意外地在一个烧残的夹层之中发现一块薄薄的白绢。他小心地将白绢抽出，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涤生侍郎大人麾下：
山人有幸，又与大人相晤，只是面容为山火所毁，不知惊吓故人否？尝思以陌路相接谈，或更少成见梗阻，故未能相认，尚乞谅宥是幸。山人为此次晤谈，计谋日久，思虑至深，所谈者，句句为医病，亦句句为立身。满人主中原两百年之久，何尝轻授兵权于汉人？大人虽雄才大略，连克名城，然亦气运转移，得乘时之利也。湘勇系大人所手创，听大人所调遣，替大人立功，亦为大人招妒也，此故岷樵、润芝位列封疆，而大人仍客悬虚位也。当此之时，战战兢兢犹恐不及，岂能四处开罪人耶？《道德经》一部，可以五字概括：柔弱胜刚强。前此不十分顺心，盖全用申韩之故也。山人试问大人：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将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观天象，见荆楚将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时运已至。望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则六年前山人为大人许下之愿，将不日实现。盼好自为之。
江右陈敷顿首谨拜
“怪不得我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广敷先生，他竟然如此用心良苦地来启迪我，真难为了他！”曾国藩喃喃说着，笑出声来。这段日子里，他仿佛真如陶渊明所说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过去的一切，已大悔大悟，大彻大明了，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不出陈敷所料，几天后，援浙诏命由湖南巡抚衙门递到荷叶塘。经过这番痛苦锻炼的曾国藩相信，他必能以更为圆熟的技巧、老到的功夫，在东南这块充满血与火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迥异往昔的精彩之剧来。
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当九江被攻下的时候，太平军在江西已处于不利局面，罗大纲、周国虞奉天王之命，率领在赣的三万余名太平军官兵，从饶州、广信一带，与李秀成在浙江的部队会合，北卫天京，南辟福建。
李秀成，广西滕县人，是内讧以后崛起的重要军事将领。此人智勇双全，对天国忠心耿耿，受到天王的器重。天京内讧后，在广大将士的衷心拥戴下，石达开进京主持朝政。但这时的洪秀全被内讧吓怕了，再也不敢完全相信异姓人，他名义上尊石达开为义王，实际上却把权力交给了两位昏庸贪劣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封他们为安王（后改封为信王）、福王（后改封为勇王），监视石达开。石达开气愤至极，率领十多万精兵离京出走。天国又一次面临危局。洪秀全当机立断，重新组建最高军事领导集团，任命赞王蒙得恩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后军主将，李秀成堂弟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昌辉的弟弟韦俊为右军主将。
罗大纲、周国虞与李秀成会合后，声势浩大，浙江告急。朝廷欲急调湘勇赴浙江，但浙江提督周天受资望浅，不堪统率，只得任命钦差大臣、江南大营提督和春指挥。恰逢和春患病，不能受命。胡林翼趁此机会，联合官文火急上奏，请起复曾国藩，又鼓动骆秉章支持。湘勇出湖南后，骆秉章于钱粮支持甚厚，曾骆关系大为改善。骆亦不愿湘勇落于满人手里，便欣然上奏，并答应湖南继续全力支持饷糈。朝廷环顾四方，的确再无合适的人可以代替曾国藩，于是再次赏他一顶兵部侍郎空衔，命火速奔赴前线；同时又谕令官、胡、骆，既作保人，则必须确保湘勇的粮饷。
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初七日便整装离开了荷叶塘。他不再向朝廷讨价还价，要督抚实职了，反而生怕收回成命，离家前便打发荆七赍着“奉命援浙，即日择将出兵”的奏疏，先行赶到长沙，借湖南巡抚衙门的官封拜发。曾国藩之所以立即受命上路，除急于重统湘勇以酬夙志外，还有一件事，使他确信此次援浙，是走向立功坦途的一个吉兆。
六年前，还是在为江氏守丧的时候，曾麟书对曾国藩兄弟说，四十年前，他去南岳烧香拜菩萨，在上封寺求得一签。签云：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曾麟书欣喜异常，回来对江氏说：“我今后必有两个儿子在浙江做官。”
“真是灵验！”曾国藩心想，“可惜父亲死了，不然，看着儿子带勇入浙，该有几多高兴！”
去年春天，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引起左宗棠大为不满。他肆口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左宗棠是个从不掩饰情感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骂曾国藩骂得起劲的时候，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左宗棠如此带头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的刺激。他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死了不念旧情的左宗棠，也恨死了不明事理的长沙官场，发誓永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与长沙官场往来。
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就如何会见左宗棠一事，曾国藩思考了很久。先前的发誓自然已经过去，既然复出带兵，怎能不与左宗棠说话？已经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对左宗棠一年前骂他的所有的话都可以不再计较，唯独对“虚伪”二字难以释怀。他一生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如何不令他气愤伤心！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把与左宗棠的会见降到最低的规格，学孔子见阳货的办法，俟其外出时，到他的家里去一趟，然后留一张名刺，匆匆离开。这是一个最妙的办法，说见了又未见，说未见又见了。转念一想，这个办法不好。心高气傲、明察秋毫的左宗棠一眼就会识破这个陈旧的小花招，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无论对湘勇，还是对他个人，左宗棠都是有大恩在前的；何况人才难得，对江西战事的几次建议，当时不在意，现在想起来，吃亏就吃在没有听这个今亮的话。左宗棠信中反复谈用兵之道贵在审势，而自己恰恰就在审势这一点上欠缺功夫。这是一个古今少见的将材！今后还得要重用他，让他带一支人马独当一面，万不可冷淡！
瞻前顾后地想了很久，曾国藩决定把这次与左宗棠的会见，当做自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