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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7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0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8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9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10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1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12,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13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4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我译这些书'指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之类'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15这就把他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白了。在他这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面,在他那些不畏讥笑,坚持翻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后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种“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几乎从踏进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学和社会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经失去的社会战士和思想先驱的自信,要摆脱那局外人的沮丧和孤独。他并没有想到这些挣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只顾一件事,就是竭力挣脱那绍兴会馆向他伸出的热情招呼的手。
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0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16对这个“通缉”本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17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18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19他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20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21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22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0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23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24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1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二页。
2鲁迅:一九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三页;并《研究》,二百二十四页。
3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4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五十四页。
5同3。
6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