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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他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一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但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作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顾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他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２５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２６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发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是一位恶客。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人生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于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２７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我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就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记起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他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总说明他的心境还是从容的，恶劣的环境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信写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字，会使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悲哀。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你一种涩的感觉。他的杂感越做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是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因为生病，而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都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捱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字：死。
注释
１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四十二页。
２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一百页。
３增田涉：《鲁迅印象记…鲁迅在上海（三）》，九十二页。
４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５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乡友忆鲁迅》，一百六十四页。
６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二页。
７鲁迅：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致台静衣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零九页。
８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鲁瑞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八页。
９鲁迅：《伪自由书·前记》，《伪自由书》，二页。
１０鲁迅：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七十八页。
１１鲁迅：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五十三页。
１２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九页。
１３鲁迅：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五十三页。
１４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九十四页。
１５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五十一页。
１６鲁迅：《半夏小集·七》，《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零六页。
１７鲁迅：《女吊》，《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七页。
１８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１９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七十六页。
２０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七十三页。
２１鲁迅：《我的种痘》，《集外集拾遗》，四百三十六——四百三十八页。
２２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零九——一百十页。
２３同上。
２４含沙：《鲁迅印象记），上海，金汤书屋一九三六年版，七页。
２５鹿地亘：《鲁迅和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九百九十四页。
２６鲁迅：《无常》，《朝花夕拾》，三十三页。
２７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鲁迅在上海（二）》，一百四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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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面对命运的启示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