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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对我说：“你还是校文艺队的，要给同学们带个好头，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个政治立场问题，你还小，在大是大非面前难免糊涂，去吧，好好排节目吧！”我被刘老师拽到了会议室，桌子被同学们挪到两边，果然跳葵花舞的同学都在这里，他们有的坐在桌上，有的坐在地下，确实在等着我，有个低年级的女生跑过来悄悄告诉我：“你真了不起，为了你刘老师才临时通知的，他说这叫集体营救。”我感激地把目光投向背对着我的刘老师，他似乎已经忘了刚才的事，指挥大家开始排练，一直到放学。临走时，刘老师叫住了我：“你等会再走。”我说要回班里拿书包，他走到会议室拐角拎起我的书包：“我早让同学给你拿来了，走，老师送你出校门。”一路上，他没说话，等出了校门，我发现那个被我惹恼的民兵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目露凶光地在搜寻着，我立刻反应过来，刘老师表情镇静地安慰我：“没事，快回家吧！”说完便走向那个民兵和他打招呼，我回头看见刘老师和那个民兵一块进了学校，刘老师不时地拍着他的肩膀，我彻底放心了，大步流星地回家了。
第二天，我心有余悸，忐忑不安地早早到了学校，校园里静悄悄的，几乎无人走动，只有体育老师在大操场上跑步，我从窗户翻进教室把书包放好，又急忙跳出来跑到操场上，跟在体育老师后面跑步，但心里总怕那个强壮的民兵会突然出现，我尽力跟上老师，而他似乎有意识加快了步频，我紧跟其后，记不清跑了有多少圈，直到他渐渐慢了下来，最后他在东边的讲台前停了下来，这时我已是满头大汗，他笑着对我说：“小同学，你跑的不错！到体育班来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飞快地跑回教室，教室里同学们已基本全到了，早自习的铃声响了，我拿出语文课本大声读起来，越读心里越慌，民兵的影子总在脑海里晃来晃去，其他同学象得了传染病，随我一起高声朗读，最后简直成了集体朗颂。这时，表姐出现在教室门口，她对我招招手示意我出去，我随她来到校长办公室，李主任（校长）和表姐坐对面，他见我们进来便起身说：“小彭，我到体育室去一下。”说完便走了，当我在校长办公室站定时，突然发现墙拐角的长凳上坐着那个民兵，我心里一惊，但他却出乎意料地面带微笑，表姐笑盈盈地对他说：“小张，这是我弟弟，顽皮的很，你以后要多帮助他。”那位民兵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彭主任，我真的不知道。”表姐说：“没关系，是他不懂事。”他的脸涨得通红：“你弟弟嘴挺油的，几个大人都说不过他一个。”表姐不以为然地说：“怪我批评的少，他不知天高地厚。”我很不高兴地把头扭到一边儿，心里有点抱怨表姐，比我年长近二十岁的她从来未象今天这样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有点讨好的口气。那个民兵必恭必敬地站起来对表姐说：“彭主任，没事我先走了。”表姐把他送出门，回来劈头就训我：“这种人你惹得起吗？要不是李主任出面，你非转学不可！你给你爸省点事好不好？”我犟嘴：“转学也比向这种人低声下气好！”表姐动怒了：“不为你我会那样？！你以为转了学他就会放过你？总不能你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种人是吃软不吃硬，以后见了他躲着点儿。”我也软了下来，毕竟表姐是为我好，作为一校之长能为了我这样委屈求全，我是不该再犟嘴的。表姐看我默许了她的意见，亲昵地整整我的衣襟说：“去吧，上课去，再不许胡说了，放学只管往回走，他不会再截你了。”
后来，表姐在放学时送我回家，有时一大早来接我上学，不久，那个民兵被宣布为副队长，由于面粉厂活太忙便被调回去抓生产了，他只是偶尔在学校大会会场出现，渐渐的，那件事便在颇此间冲淡了，表姐也不再接送我了。那年六．一过后，表姐调走了，调到哪儿父亲知道，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你表姐高升了。”这是门远房亲戚，平时来往并不太多，父亲曾告诫我不许张扬，但为了我表姐自己出面了，在那种年代，象我这种右派子弟身上又极具叛逆性，身边有这样的亲戚做保护伞真算是幸运！表姐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而是实实在在地保护了我，我今生忘不了她。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我小学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这一级学生简直就是放长假，因为宣布了毕业考试是开卷考，所以没人担心升不了初中，我们只是偶尔到学校一趟，升学要再等一学期，于是大家的主要课堂是在家里。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突然听到院子里闹哄哄地在议论什么，说是四点多要有特别新闻发布，几位老太太嚷嚷着：“台湾要解放了！”院里的几个孩子坐不住了，李荷花跑过来说：“走，咱们到你爸单位去，那儿有电视，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单位，又有几个同学跑来约我，他们的目的都是冲着那台８寸的宝贝电视。我也激动起来，被几个同学簇拥着往父亲单位跑，我们逢人便喊：“台湾要解放了！，一会儿有特别新闻。”到了父亲单位，我们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条消息，大人们起初半信半疑，可看到我们态度极认真，便找来一部台式收音机打开，等候那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发布。
孩子们是耐不住性子的，在我的带领下到办公楼后边玩起了跳房子，但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那个能传出广播声的窗口上。那年月，我们的文化生活太单调，多半内容是随和大人的，我们太渴望热闹了，好多年没看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队伍了，我最爱看扭秧歌和踩高跷了，那扮作白毛女和吴清华的主角们一停下来休息便摘下假发，惹得围看的人捧腹大笑，原来这些样板戏中的女主角们全是大老爷们装扮的，他们把假发放在彩车上，点起一支香烟抽着，样子滑稽死了，象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女特务卡普兰，孩子们是总忍不住跑过去拨弄那些长长短短的假发，那热闹劲儿比过年还美！
我们在办公楼后玩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里面传来一阵哀乐声，有个*部眼睛红肿着从我们面前经过，我忙跑上去问：“阿姨，是什么新闻？”她抽泣着说：“*逝世了！”说完便放声痛哭，扒在一棵树身上泣不成声。我们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特大的悲事竟被我们当做大喜报传扬出，大家有点发傻，盯着我让我拿主意，我垂头丧气踢着地面：“走吧，回家。”一路上，大伙谁也没说话，周围不断传来哀乐。
*逝世了，中国的天仿佛塌下来了，大街小巷到处响着哀乐，没人高声说话，空气也变得令人窒息，没人敢笑，街上没有疯玩的孩子，人们见面很少对话，都脚步匆匆地走自己的路。傍晚，我问父亲：“*也会死吗？”父亲纠正道：“对伟人要用逝世。”我又问：“不是说*能活一百五十岁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低吟了一小段《纪念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我不再发问了。第二天一大早便有同学来通知我到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顺路叫了几个男生一同到学校，只见操场东侧的土台子被搭成了灵堂，两边摆满了花圈，正墙上悬挂着巨幅的*像，北侧是四个男生站成了一排，南侧是四个民兵持枪站成了一排，他们在为*守灵，学生们只是远远的看着，没人敢靠近，因为那气氛令人望而生畏。广播里通知让各回各班，小头班长和新班主任抱着一大捧白色绉纹纸和一小把细铁丝放在讲台上，老师为大家示范着先做了一朵小白花然后由组长上台领材料，每人做两朵，一朵自己戴上一朵要在祭奠时插上花圈，过了一会，一位女同学抱回一捆黑纱，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花静坐在教室里等着。不久，大家便排好队来到操场上，随着时起时伏的哀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序开始祭奠，大约等到十一点左右轮到了我们班，由工宣队肖主任领着经过灵堂献花，等哀乐一停，默哀三分钟，最后三鞠躬，然后撤离。就见姓肖的还要补上一个过程，他走到*像前，双膝跪下，连磕三个响头，**撅得老高，腰间还露出一截烂糟糟的裤腰带，我差点笑出声来，就这样，祭奠结束了。刚一散队，我便跑到李校长的办公室，告诉他肖某不适合带队祭灵，李校长见是我就说：“又是你，快别惹事了。”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前面领队不是抓耳挠腮，就是提裤子、擦鼻涕，还跪到地下磕头搞封建迷信，这是对伟大领袖英灵的不恭！”李校长点头沉思着：“噢，你说的有道理，让我核实一下，你先去吧。”结果，第二天领队换成了教务处主任。
全国开追悼大会那天，举国齐哀，天地悲鸣，连阴雨不断，学校接到指示，市民以新城广场为中心，都到市内参加追悼会，我们学校被划分在解放路口，离广场有半里路，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学生们一律着白衬衣、兰裤子，时已入秋，又是连阴雨，天气变得渗凉，寒意有增无减，但我们却不得不脱掉刚刚换上的薄毛衣，重新换上了夏装，有的家长偷偷地给孩子在衬衣底下裹上透明的塑料布，而大多数孩子都完全服从指示，在连续不断的喷涕声中临街等了几个小时，当哀乐响起，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时，我已冻得四肢发麻浑身发抖，在默哀那一刻，一片抽泣声，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不断地打着哈欠，只盼着追悼会赶快结束。回到家里，我剥去湿透的衣裤，赤条条钻进被窝蒙头大睡，一睁眼，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断定自己发烧了，并模模糊糊记得父亲曾给我穿上衣裤连夜带我到中心医院；好象还挨了一针……我爬起来，头有点晕，床头放着几小包药，二姐见我起来了便给我倒了杯水命我喝药，我试着起来出去玩，可腿发软，二姐笑着责备我：“都这样了还想出去疯？！”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秋天发一次烧，至少扁桃体要发炎。
漫长的冬天到了，我的小学生活即将结束，我的童年也将随之一去不返，而写完我童年时代最后一页是在次年开春领毕业证时。
九、在春风里告别
一九七七年，举国上下最热门的话题是粉碎“*”**集团，中国人民真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普天同庆，我又一次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热闹场面，人们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广播里播放的大都是*前的文艺节目，主持人不断推出一代老艺术家的姓名，介绍着一系列在*中遭受迫害的作家的经历及新作，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王昆的歌声，第一次欣赏到了艾青的诗作……，只要是在*中遭受迫害的名家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那些被打成“反动”作品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全都翻了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相继面世，被称作“四旧”的古典文学名著也重见天日；我开始朦胧地察觉到，这世界应是多彩的，不单单是红色或黑色，缺少了哪一种颜色都会给世界造成缺憾，我从心底里彻底释放了自己真正偏爱的颜色：黄色，不，是所有明亮的颜色！我敢于正式宣告，我热爱夕阳的余辉，我也同样热爱静谧的夜晚的天空悬挂的那一轮明月，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春天的到来，使我蒙生一种少年的冲动，我兴奋、激动，我爱生活，我爱自己的生命！我将脱去沉重的童年的外壳，轻轻松松地步入少年领地，那将是一片崭新的沃土。我从精神上做着准备，并且，我的生活内容已渐渐变得丰富多彩，收音机里播放的不再是那来回循环的八个样板戏；书店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中外名著，许多“**”堂而皇之地跃然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古装戏……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同时也为我们这代人的孤陋寡闻而从内心感到悲哀。我们的单纯并不显得幼稚，而是饱蘸了政治教化的墨色，象一张白纸上只是浸染了血色；又象是受伤的鸽子在翅膀上缠着沉重的胶布，即使痊愈也很难飞起，我们单用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果断”地肯定或否定着别人与自己，红色曾那么令人向往又显得那么沉重，黑色曾那么令人恐惧却又如每个夜晚天天相伴；我们这代人是时代的漠视对象，烈士的身躯是用鲜血染就的，而我们的灵魂却被极端的红色包裹着。
春天的到来，使绿色铺满了大地，使各色鲜花绽放，人们依旧喜欢红色，少女们喜爱鲜红的外衣，怀春少年则喜欢欣赏身着红衣的少女，红色不再作为界定某种事物的专利，而是以它夺目的亮丽加入到色彩绚丽的行列中成为美的使者；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它庄严的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