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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把我累死了。”和丈夫挨着坐在一起的拉拉说，“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不管怎么累，我觉得精神很好。我感到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也觉得很好。说起来，一两句话说不完。”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参加这群年轻人的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走后自己会感到孤苦伶什，在他眼中莫斯科就会变成撒哈拉沙漠，可是心里一阵发酸，便咽起来，不得木重新开始被激动所打断的话。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允许他给他们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如果他忍受木了分离的痛苦的话。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都用不着说。至于到那个地方去，您干脆连想也别想。没有我们，上帝也会保佑您日子过得一样好，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您运气好，一定能找到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拉拉仿佛完全忘了正在和谁谈话和谈的什么话，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在那儿拆开绞肉机，把零件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塞好。拆绞肉机的时候，她差一点让箱子迈上的一根大刺扎破了手。
她忙着装东西，又忘记自己还有客人了，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间壁那边爆发了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才提醒了她。拉拉这时想到，喝醉酒的人总是喜欢竭力模仿醉汉，显出那种既俗气又有意夸张的更厉害的酸态。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她的注意。拉拉撩开窗帘探出身子去。
一匹拴着绊腿绳的马正在院子里一瓶一颠地跳着。这匹不知是谁家的马可能走错了路，走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天色已近黎明，不过离日出还早。仿佛沉睡的阅无人迹的城市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中。拉拉闭上了眼睛。这阵异乎寻常的马蹄声，把她带到遥远的迷人的乡村里去。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细听。有人从餐桌边走去开门。来的是娜佳！拉拉忙不迭地向她跑过去。娜佳是直接从车站来的，她是那么鲜嫩迷人，浑身似乎散发着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这一对朋友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紧紧拥抱，几乎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娜佳结拉拉带来了全家的祝贺、送别的话和父母赠送的贵重礼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打开裹着的纸，掀起盖子，递给拉拉一串精美出奇的项链。
响起了一片惊叹声。一个已经有些清醒的醉汉说：“这是玫瑰红的风信子石。没错儿，紫色的，你们说是不是？这可是不亚于钻石呀。”
可是娜佳分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放在紫色衬垫上的宝石光华夺目，烟娼生辉，有时像流动的水珠，有时又像一串纤巧的葡萄。
桌边有的人醉意已经慢慢消失了。因为娜佳人席，酒醒过来的人又喝了起来。大家很快也把娜佳灌醉了。
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沉入了梦乡。多数人第二天还要到车站送行，所以留下来过夜。一半人随便往一个角落里一倒便打起鼾来。拉拉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和衣躺在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耳边一阵很响的说话声把拉拉惊醒了。这是从街上到院子里来找那匹走失的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很奇怪——帕沙可真是闲不住，那么大的个子站在屋子当中没完没了地翻腾什么呢？这时，被当成是帕沙的那个人朝拉拉转过身来，她才看清不是帕沙，而是满脸麻子、从鬓角到下巴有一道伤疤的人。她明白了，这是贼溜进屋里来了，于是想喊叫，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她想起了项链，悄悄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往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吃剩下的夹心糖中间，这个迟钝的坏家伙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没有发现它，光是拿那些已经叠好的被单和衣服，把收拾整齐的行装弄得一塌糊涂。拉拉的酸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看不清当时的情况，只是特别可惜整理东西费的功夫。她气得想喊叫，可还是张不开口。她就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睡在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心口。随着伊拉·拉果金娜疼得变了嗓音的一声喊叫，拉拉也嚷了出来。小偷扔下裹着衣物的包袱，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去。跳起来的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弄清出了什么事之后，跑出去追赶，可是贼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场慌乱和事后的议论，成了大家都得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点点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管大家怎么要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躺一躺，拉拉坚决让他们都起来，然后很快给他们煮了咖啡喝，请大家都回家去，等到开车前在车站见面。
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娅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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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娅，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娅。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
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娅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娅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