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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后表哥被村民发现，找来土郎中用了草药，他全身浮肿，高烧昏迷了好几天才恢复意识，跟别人说夜里的遭遇却没人信，听当地人说他先前看见窟窿里有暗红的雾，很可能是那小动物放出的臭气，会使人神志不清，此后看到的情形也许是被迷了，而表哥捉到的那只蛤蟆，由于被他随手压在瓦罐底下，醒来再去看早就死了多时，又赶上夏天酷热，都已经腐烂发臭了。
【三】
按说书的话来讲，到此为止，前两个宝物的故事就此结书，往下我再说说表哥捡到的第三个宝物，这次更为古怪，看着可能像小说，其实也是真人真事。
表哥从农村回来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一来二去变成了家里和社会上最让人瞧不起的待业青年，我表舅为他的事没少着急上火，但是表哥志气不小，国营工厂里的职业他根本看不上眼，当领导的野心他倒是没有，只是羡慕那些整天坐着火车往全国各地跑业务的人。
跑业务的业务员隔三差五经常出差，一来可以见见世面，二来那个年代没有淘宝网购这类事物，物流行业还很落后，如果谁往上海广州出趟差，便会有许多人托他捎东西，每件东西多收点钱，加起了就很可观了，虽然这种事被单位知道了有可能归为投机倒把，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但好处更多，赚的都是活钱，总比拿死工资吃大锅饭强太多了。
表哥想归想，家里却没那么硬的路子，他到车间里当工人的门路，都是表舅求爷爷告奶奶，把好话说尽人情送到了，才勉强挤出来的名额，这小子还死活不愿意去，最后表舅没脾气了，告诉表哥说：“你不愿意去工厂上班也行，那就在家待业，但是咱这是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不养白吃饭不干活的少爷羔子，每月月头，你得给家里交一份伙食费。”
表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只要不到厂里上班，怎么着都行，他寻思自己不傻不蔫的，干点什么赚不来那几个钱？不过想着容易做着难，梦里有千条大道，醒来却处处碰壁，一点儿本钱么有，想当个体户也当不成。
那时邻居还有个小年轻的，外号叫“白糖”，年岁与表哥相仿，也是胡同里出了名的浑球，别看外号叫“白糖”，本人却特别不讲卫生，长得黑不溜秋，洗脸不洗脖的这么个主儿，同样不务正业。
白糖算是表哥身边头一号“狐朋狗友”，哥俩打从穿开裆裤那会儿就在一起玩，表哥蹲在家里当了待业青年，就想起白糖来了，原来这白糖喜欢看小人儿书，那时候家里条件不错，攒了几大箱子小人儿书，好多成套的，像什么《呼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封神》《水浒》《三国》《西游》《聊斋》等等，这是传统题材，一套少则二十几本，多则四五十本，此外还有不少国外的名篇，更有反映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大兵团作战的《红日》《平原游击队》之类，单本的更是五花八门不计其数。
白糖这爱好大致等同与现在学生们喜欢看漫画，那个年代没有漫画，全是小人儿书，学名称为“连环画”，比如《丁丁历险记》，在国外是漫画，到国内就给做成了连环画，区别在于每页一幅图，都是一般大小。
我曾亲眼见过白糖收集的小人儿书，真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洋葱头历险记》。白糖把这些小人儿书看得跟宝贝一样，舍不得让别人看，因为他跟我表哥关系铁，我才有机会看全了《洋葱头历险记》，回到学校跟同学们吹了好久。
表哥找到白糖，俩人认真商量了一番，那年夏天在胡同口树阴底下摆了个摊，地上铺几张报纸，摆几个小板凳，将那些小人书拿去租赁，两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随便看一下午，很多小孩乃至大人都来看，一天下来也不比到厂子里上班赚得少。
白糖虽然舍不得这些小人儿书，可也想赚点钱，于是跟表哥对半分账，赚了钱哥俩一人一半，收入除了交给家里一部分，剩下的打台球看录像也绰绰有余了。
转眼到了秋季，秋风一起，满地落叶，天时渐凉，不适合再摆地摊赁小人儿书了，表哥跟白糖一数剩下的钱，足有一百多块，在当时来讲已经很可观了，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块钱，不过小人儿书被翻看的次数太多，磨损缺失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些成套的书很容易就零散了，然而再想凑齐了却是难于登天。那时也根本料想不到，这几大箱子小人儿书留到如今，可真值了大钱了。当初小人儿书鼎盛时期，不乏美术大师手绘之作，极具收藏价值，当时几毛钱一本的绝版连环画，如果保存到现在品相较好，价格能拍到几万元，成套完整的就更值钱了。
在连环画收藏界备受追捧的一套小人儿书，是上海美术出版社的《三国演义》全套六十册，搁现在能顶一套商品房。当年白糖就有这套书，六十集一本不少，他连50年代绘画大师“南顾北刘”的作品都有。可是为了赚点小钱，把这些小人儿书统统糟蹋了，丢的丢，残的残，加上白糖自己也不再上心了，导致最后一本也没保存下来。
不过收藏热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那时候并不觉得心疼，表哥摆摊租赁小人儿书赚钱的那个夏天，却遇上一件挺可怕的事，当然也跟他捡来的东西有关。
那天天气很热，表哥和白糖俩人，同往常一样在路口摆摊，天黑后虽然有路灯，但蚊子也跟着出来了，因此他们都在吃晚饭之前收摊，表哥这人眼尖，不当飞行员都可惜了。那次收摊的时候，瞥见地上有个挂坠儿，捡起来扑落尘土仔细一看，是个拿根红绒绳穿着的老铜钱。肯定是谁不小心掉在这的，路口这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没处找失主去，表哥也没有雷锋同志那么高的觉悟，他觉得这小挂坠好看，是个玩意儿，顺收就给揣兜里了。
表哥当时没想太多，而且捡来的东西，也不知道好坏，所以谁都没告诉。收摊回到家洗脸吃晚饭，表舅和表舅妈照例唠叨个没完，埋怨他放着工人不当，却摆摊租小人儿书，把家里的脸都丢光了，表哥早听得习以为常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从来也不拿这些话当回事。当天累了就没出去玩，吃过饭到院子里乘了会儿凉，跟一群狐朋狗友扯闲篇，还把那红线绳串的铜钱拿出来挂在自己脖子上显摆，大伙都说这铜钱是个护身符，而且这枚铜钱上的字太古了，谁都认不出来，说不定挺值钱的，表哥听了很高兴，可夜里睡觉却发了一场噩梦。
那天晚上，表哥梦到自己在屋子里上吊，脖子让麻绳勒住，憋得喘不过气，惊醒过来已出了一身冷汗，最奇怪的是接连不断，每天半夜都做同样的梦，表哥隐隐想到噩梦也许和捡来的老钱儿有关，不敢再往脖子上挂了，想扔又有点舍不得。
白糖的爷爷在旧社会做过老道，又开过当铺，是个懂眼的人，“文革”时为这事没少挨整，表哥拿着那枚老钱儿去找白糖的爷爷，请他老人家给瞧瞧是怎么回事。
白糖的爷爷并不隐瞒，他对表哥实话实说。早年间当老道给人算命做法，只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没什么真本事，但这老爷子眼力还是有的。一看表哥捡来的老钱儿，就说这玩意儿根本不是挂脖子上的东西，没有人敢在脖子上挂铜钱，凡是有这么干的，必定是不懂事自找倒霉的棒槌。老钱儿在解放前有压制的意味，因为上面铸着官字儿，死人装棺材入土之前，通常在嘴里放上一枚铜钱，那叫“压口钱”。
再往早，人们穿的衣服宽袍大袖，下摆很长，让风一吹就起来，行动不太方便，因此发明了一些压衣服的东西，平时拴在腰带上，不仅是个装饰，也起到压住衣服下摆的作用。压衣的东西有很多种，玉佩是其中一种，但玉器不是谁都带得起的，汉代以前平民百姓佩戴玉器还触犯法律，所以有人用小刀替代，唤作“压衣刀”。《水浒》里有段书是“宋公明怒杀阎婆惜”，宋江用的凶器便是压衣刀，俗话说“寸铁为凶”，将匕首之类开了刃的压衣刀带在身上，在很多时候都是犯忌的举动，所以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方法，是在腰间挂一枚铜钱压衣。
根据白糖的爷爷猜测，表哥捡来的这枚老钱儿，多半是哪个吊死鬼身上带的东西，不知为何留到现在，把它挂在脖子上，夜里能不发噩梦吗？这玩意儿值不值钱很不好说，留在家里却容易招灾引祸，趁早扔了才是。
表哥听完这番话，心里不免害怕，不过他也不完全相信，掂量来掂量去，一直没舍得扔，要说这事也邪门了，自打老钱儿离了身，再没做过那种噩梦，后来经过拆迁搬家，这枚让人做噩梦的老钱儿就此下落不明，不知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
表哥在我表舅眼里，始终是个没出息的待业青年，但在我看来，表哥是个挺能折腾的人，从小胆子就大，敢做敢闯，向来不肯循规蹈矩。
举个例子，以前有种关于耳蚕的传说，说“耳蚕”那是叫白了，也有称耳屎或耳垢的，总之就是耳朵里的秽物，据说正常人吃了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变成傻子。
家大人经常这么告诉小孩，说是胡同里那个老傻子，即是小时候误吃耳蚕造成的，这种事有没有依据，则是完全无从考证，反正大伙都这么传，渐渐都信以为真了。也许真有这么回事，也许只是吓唬小孩，毕竟那东西不卫生，那年头的孩子大都又淘又馋，什么都敢往嘴里放，所以拿这种话震唬着。
表哥十五六岁的时候，跟胡同里的一群半大孩子打赌，说起吃耳蚕能变傻子的事，白糖当场从自己耳朵里掏出来一大块耳蚕，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掏过耳朵，那耳朵里的东西可想而知。掏出来的这块耳蚕，能有小指甲盖那么大，也不知道存了多少年了，黄里透绿，放在手里给表哥看：“你敢不敢吃？”
表哥胆子再大也不敢嚼，全当是吃个蚂蚱，捏起来扔到嘴里，拿凉白开往下一送，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也没有变成傻子，彻底将吃耳蚕变傻子这个愚昧无知的说法给破了，震了整条胡同，还因为打赌赢了二十根小豆冰棍。
表哥从小就经常干这种事，拿表舅和表舅妈的话来讲，淘得都出圈了，干嘛嘛不行，吃嘛嘛没够，搁哪哪碍事。
其实越是这种人越能成大事，汉高祖刘邦当年不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按表哥的理解，在厂子里找份工作，老老实实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刮风下雨不敢迟到，累死累活赚份工资，整日里算计着柴米油盐，将来娶个媳妇生个孩子，再教育孩子长大也这么做，那才是真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坚决不能走这条路。
表哥果然没走那条路，他应该算是国内下海比较早的那批个体户，只不过时运不佳，要不然早就发了，当然摆小人儿书摊捡到枚老钱儿，后来莫名其妙丢了，那倒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表哥捡到最厉害的一个宝物，还是在1985年，那件东西可说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那一年白糖已经去厂里上班了，表哥又认识了一个新疆人，俩人合伙卖羊肉串。新疆那哥们儿手艺不错，但只会说维语，地面也不熟，跟表哥合伙，俩人打了个炉子，就在街上烤羊肉串。那是天津最早的羊肉串，至少周围的人在表哥摆摊之前，都没尝过这种西域风味。那会儿是两毛钱一串，羊肉都拿自行车的车条穿着，不像现在都用竹签子。炉架子后面放台单卡的破录音机，喇叭都劈了，也不知从哪搞来一盘旋律诡异的磁带，说是新疆的乐曲，但是放起来呜哩哇啦，谁也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曲子。新疆人拿把破蒲扇，一会儿把羊肉串在炭火上翻来翻去地烤，一会儿捏起孜然辣椒面往上撒，动作非常熟练，他一扇那炭就冒白烟，混合着烤肉的香气，让人离着半条街就能闻到。表哥则在那诡异的旋律下，嘟噜着舌头吆喝生意，什么辣的不辣的，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羊肉串，这买卖在当时来说可太火了，路过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留口水的，每天下午都围着一帮人。
那天有个外地男子，看模样四十来岁，大概是到天津探亲或出差，一听口音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为北京人口甜，老北京话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儿话音特别重。刚解放的时候，全国党政军机关都设在首都了，各个机关加上家属不下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口音是南腔北调，子女后代基本上都说普通话，但不是老北京的土话，只有四九城里住了多少代的人，才说真正的老北京话。表哥家在北京有亲戚，所以一听口音就能听出来。
这位老北京走在半路上，也被表哥的羊肉串吸引过来，吃了两块钱的，吃完抹抹嘴，抬脚走了，却把手里拎的提包忘在原地了。表哥对这个人有印象，可等到晚上收摊，还没见失主回来，他一琢磨：“这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