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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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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午科场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肃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败往往就潜伏在胜利底下,而肃顺“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戊午科场案扬刀立威后,肃顺加大了整饬吏治的力度,雷厉风行,持法严厉,令大臣谈其为之色变。但其时吏治昏庸腐败,已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肃顺如此严厉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树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大臣或革职或遣,肃顺亲党陈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肃顺被砍头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丢掉脑袋的菜市口。

  肃顺垮台后,朝中便有人想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来痛恨肃顺,却也不敢轻易答应,只是谕令礼、刑两部对戊午科场案重新进行核查。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只说当初肃顺等人擅作威福,因与柏葰平日挟有私仇,便借科场案之际,“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联衔奏请停止科举。清廷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呈请,下令废止科举。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场积弊也随之而断绝。

  第二章 甘肃冒赈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个靠秘密建储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无自己的势力和亲信,执政初期为坐稳皇位费尽了心思,因而大权在握后,喜欢乾纲独断。又自诩“明君”,公然宣称“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其身边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辈。

  楔 子

  乾隆后期,由于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大讲排场,因而也就无法控制各级官员的贪赃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行牡奶拔弁=銮∷氖迥辏1780)以后揭发出来的贪污大案就有数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肃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巨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各级官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未有,并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乾隆皇帝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壹 想当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蓿└蘸谜诖筇冒旃叛都泵腥舜哦戎俳础U哦戎俟蛳潞蠖安凰担冉埋追旁诘厣希蚩豢矗锩嫒渴腔撇硬拥慕鹛酢4笾乱皇谷挥辛唷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还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万有便将一副衣褡交给张度仲,托他代为保存一段时间。因联兴帽铺一向与源有通帽铺有生意往来,张度仲虽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辞,当场收了下来。何万有随即匆忙离开,去向不明。张度仲收藏衣褡时,发现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当时便起了疑心,但由于有承诺在先,也没有打开来瞧,只是如约将衣褡收藏起来。然而,就在这两天,京城风传甘肃捐监积弊案发,恐怕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霉。此刻,王廷赞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据传已经被时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痛笕丝垩荷笱丁U哦戎僦涝从型逼痰谋澈蠖揖褪峭跬⒃蓿奔戳氲娇梢傻囊埋滓皇拢⒓创蚩觳椋峁⑾忠埋啄诓亓鹛酰仓厮陌倨呤涣健5笔被平鹗鞘窒∩僦铮嗣俏吮V祷蚴侵谱髌髅蟆⑽锲罚3R砸唤穑贾陆鸺劬痈卟幌隆0凑盏笔绷魍ǖ那榭觯涣交平鹬辽倏苫蝗《桨滓饬鹛蹙椭到煌蛄揭印U哦戎僖桓銎胀ɡ习傩眨睦锛饷炊嗲诺媚康煽诖簦⒓雌ü瞿蛄鞯胤杀既ゾ琶盘岫窖妹疟ü佟

  英廉得知事情经过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刻意在转移赃款,立即发出告示通缉何万有,并在从北京到盛京的必经之地通州、山海关设下关卡,务必要将其捉拿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十根金条转移案。

  那么,这六十根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伙计何万有是什么人?他的东家王廷赞又是什么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还要从头说起。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块号称“西北明珠”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这里地处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却因为有黄河过境,当地人挖掘沟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岁无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极为富庶的农业,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宁夏平原。

  自秦汉开始,宁夏平原就开始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这里沟渠纵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来渠。唐来渠渠口开在青铜峡旁,自甘肃宁朔县南分黄河北流,经宁夏、平罗会大清渠,北注黄河。根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记载,唐来渠源远流长,本是汉朝故渠,唐朝武则天年间曾对旧渠大加疏浚延长,并招徕户民垦种,因此得名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如此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沟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经历着岁月的侵蚀、风雨的洗礼以及兵燹的破坏,因而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主持修缮工程的历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将郭子仪、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来,先后有宁夏巡抚黄图安于顺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宁夏道钮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过此渠。转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夏道(治所宁夏府,今宁夏吴忠)道员(地方行政长官,正四品,低于巡抚,一般尊称为道台)王廷赞(部分史籍记作王廷瓒)得知唐来渠年久失修,多有溃决之处。而唐来渠又刚好经过府城西面,王廷赞担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决意效法古人,大修唐来渠。

  由于清朝没有专门的经费拨给地方行政,而地方财政又没有法定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地方长官一个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个衙门的行政开支及部分属吏的薪水,还需应付上级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捐。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地方道员要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来修复唐来渠,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王廷赞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亲自出面,四处借了一笔钱,为此费尽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来渠。

  这位王廷赞,说起来也是个人物。他长年在西北为地方官,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而在当地深孚众望,是位颇有名望的好官。举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赞时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令,拿出帑藏,花巨资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来便已经废弃的甘泉书院。此后,甘泉书院成为河西的教育中心,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赞时任巩昌府(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知府,出资在西巩释来家沟修建一座石桥,时人称为“王公桥”(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征时重修此桥,改名“永定桥”,当地人称为“神桥”,至今犹存),这是老百姓对王廷赞的衷心赞誉。

  就在大修唐来渠的这一年,王廷赞被提拔为甘肃布政使(治所兰州,今甘肃兰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则由于捐监赈灾“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浙江巡抚,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省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四川总督只管一省),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又称“制军”、“制台”。巡抚之制始于明朝,但当时无固定辖区,一直到清朝时,巡抚才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又称“抚军”、“抚台”。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使,简称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以及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国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县宣布,权力很大,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职,简称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为正三品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三大宪。省之下设道(道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置道员。道以下设府,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顺天府和奉天府因为分别是京师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府之下设县,置知县。

  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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