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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乾隆年间，裁甘肃巡抚，改以陕北总督行巡抚事，称陕甘总督，并迁陕甘总督府至兰州。当时的甘肃下辖区域不但囊括今甘肃境域，还包括今新疆、青海、宁夏的一部分。
对于常人而言，从正四品的道员一跃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绝对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赞却是且喜且忧。在从宁夏赶往兰州的路上，他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眉头紧锁，全然没有升官的喜悦，倒让跟随他多年的王长随着实困惑了。
王长随名叫王亮侯，长随是他的职业。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长随们之所以宁可倒贴钱给官员也要谋取这份“下三烂”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中多有“陋规常例”，凡长随经手之事都可以捞一份外快。《官场现形记》中说一个州衙门里的长随每年红包“好几千的拿”。前面提到《红楼梦》中贾政上任江西粮道，跟他的长随都是花了钱给介绍人作为“荐资”的，贾政却一心要当清官，长随们捞不到外快，仅凭薪资肯定要血本无归，这才各自离去。
职业化后的长随，种类繁多，有按出身划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职能划分。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负责通讯的叫做“书启”；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仓库的叫做“司仓”；负责税收的叫做“钱漕”；还有“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众多名目。
这里花这么多笔墨来讲长随，是因为这些编外的长随将在下面讲到的案件中起到极为关键的纽带作用。
王长随见到王廷赞如此神色，寻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担心甘肃布政使不如宁夏道道员好做。当时甘肃地处边陲，地广人稀，加上天灾不断，朝廷还经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贫瘠。布政使要管好这一省财赋和民政，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而宁夏道只管辖“塞上江南”宁夏平原，为甘肃下辖地域中最丰腴之处，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无忧虑。真可谓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官小有官小的优越。
王长随十分机灵，当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过忧虑。甘肃虽然全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发生，但朝廷却恩准甘肃捐监。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对巡抚的称呼）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成绩斐然，全靠捐纳筹集粮食呢。”
［捐监，即捐纳监生，属于捐纳制度中“常捐”的一种，民间生员只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获得监生的资格。最初捐监只限于生员，后来范围扩大，无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纳成为监生，称为例监。捐监所收的粮食称为“监粮”，纳入地方粮库，以备荒年赈济。捐监不像前面提到的捐纳实职那样直接获得官职，但有了监生的身份后，便可以直接取得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纳实职，必须先有监生、贡生的资格。捐监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但也成为有钱人攫取富贵的终南捷径，对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王廷赞长叹了一声，哀叹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呢。”原来他发愁的并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干，连乾隆皇帝都称赞他为“能事之藩司”，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的粮食已经多达六百多万石，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仅报捐这一项的收入，已经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正因为成绩卓越，王亶望才被升为浙江巡抚。
有如此能干的前任，自然给王廷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虽然对王亶望捐赈所取得的成绩感到不可思议，却也十分佩服。他是一个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图在其位谋其职，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认为望尘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丧气，觉得前途渺茫了起来。
王长随了解王廷赞一心想做清官的心思，当即答道：“大人昨夜不是还手书了一幅字——‘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只要造福百姓，问心无愧，又何必一定要与王中丞比较？”
一语提醒了局中人，王廷赞顿时恍然大悟，笑道：“还是你说得对！说得好！”顿了顿，又道，“不过，‘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这句话，其实正是王中丞上任甘肃布政使之前向皇上当面作的保证。”
王长随正若有所思，似乎想到了什么，没有回答。王廷赞叫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顺口道：“大人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王廷赞一愣，问道：“奇怪？什么奇怪？”王长随迟疑道：“王中丞在甘肃任布政使三年，报捐粮食成绩突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甘肃年年旱灾，得蒙朝廷恩准收捐所致。可实际上……”他犹豫着，似乎有些不敢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王廷赞有些不悦地道：“老王，你是个爽快性子，怎么突然吞吞吐吐起来了？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王长随受到了鼓舞，终于下定了决心，小心翼翼地道：“实际上……没有听说甘肃这三年有大旱情呀……”
王廷赞听了这话，心中“咯噔”一下，凛凛而惊，恍然间意识到什么。只听王长随又忙不迭地补充道：“也许是小人孤陋寡闻，甘肃别的什么边远地方发生了大旱灾，咱们在宁夏也不知道。”
王廷赞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了王长随的话，但他心中却开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天实在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很容易令人烦躁不安。自从王廷赞心头起了疑惑后，并不是十分漫长的旅途也立即变得枯燥乏味起来。凑巧的是，就在王廷赞一行人即将进入兰州城之际，天降瓢泼大雨，一解连日来的暑气。王廷赞与王长随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旱报捐的事来。
前来城门处迎接王廷赞的除了布政使司的大小官员，还有兰州知府蒋全迪和皋兰（甘肃首府首县。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衙门所在县称“首县”或“附郭县”）知县程栋，以及一大群长随模样的人。王廷赞原以为这些长随是前来迎候的官员随身所带，不由得感叹这群官员官位尚在自己之下，排场却远在自己之上。谁知等兰州知府蒋全迪介绍过了才知道，这些长随原来就是乾隆皇帝多次下谕旨严禁的“坐省长随”。
坐省长随颇类似当今的“驻省办”，最初只是为接待新到任的官员而设，负责为新上任的总督、巡抚等上级官员修缮官舍、供给家具薪炭等。但到了后来，坐省长随逐渐演变成州县地方官员派在省城的耳目，成为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深相结纳”的关键纽带。坐省长随们均是各州县官员的心腹，机灵而狡诈，盘踞在钱谷刑名总会之地，负责打听上级官员们的一切动静，便于州县官员及时了解上级的动向——凡其各上司三节两寿、水干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十天要报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保持“亲密”关系，上级官员“交代”下级官员事情，也主要是通过坐省长随。因而，在坐省长随的背后，隐藏着无数见不得人的交易和黑幕。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曾多次颁布上谕，严禁坐省长随。如乾隆三年冬天，两广总督马尔泰上任之前，乾隆皇帝再三嘱咐他到任后务必铲除坐省长随。律法中也有明文规定，禁止各地方州县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长随，有违反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