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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以为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但是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道：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
“报仇”在中国的旧习惯上多半是值得赞美的，何况是“为父报仇”，所以刺孙传芳的凶手施剑翘当然有资格上《民国烈女传》。不过我们所着眼的，倒并不是在这一点，对于施小姐的暗杀行为也不值得我们惊叹。她的父亲原来只不过是隶属于大屠户下的小屠户，小屠户为大屠户所杀，以及她的女儿“为父报仇”，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现在也许有人要用“春秋笔法”对双方褒贬一下，然而我们是没有工夫管这些闲帐的。就说这场血案，案情复杂，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但是却有一点小小感想的是：孙传芳不死于别墅或路上，却死在“佛教居士林”。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而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仆地成佛”了。他的姨太太们，同僚袍属们自然要痛哭流涕，引为不幸。我却以为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他不死在老百姓的法庭面前，却死在佛徒们的居士林里，他叫大家吃了一笔血的“倒账”，搨了一笔大便宜去了。孔乙己欠下了酒店的酒钱，记在粉板上，终于绝迹不见，对于这样的欠账，我们有时会感到一种哀怜；而对于孙传芳和他的同类们的“血账未清”，我们却只感到一种悲愤！
《观无量寿佛经》云：念佛一声，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而在事实上，有人能灭，有人未见能灭。其中差别，只在是否至心？虽然，无论何人，念佛皆有其益，至少能够减罪，并种下来世得度之善因，则无疑义也。
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六章 阮玲玉：人言可畏香魂陨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25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30年代，也有追星族，而且痴心还远甚于今朝。
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一些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阮玲玉都把它们放在小藤箱。对于这些信，她从来都不嘲笑，也没有将其撕毁，只是好好的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这样的女子难怪万人痴迷。在旧上海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要把工人住宅改为高尔夫球场，强令工人迁出。
房子破不要紧，使凤根感到难受的是，从此减少了和父亲相处的机会。每天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凤根小脸上轻轻抚摩一下，然后摸黑出门，顶着满天星星赶到黄浦江码头，摆渡过江。晚上，也总是要到天黑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凤根就这样一天天等待父亲。
父亲瘦长的身影刚刚出现在视线中，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闪动着水灵的眸光，亲热地叫着扑上去，双手抱住父亲的头颅，小脸紧贴住父亲满是胡茬的面颊，唱了起来。父亲一声不响地摊开粗大的手掌，里面放着凤根喜爱的东西：广东橄榄，陈皮梅，或者是各种小玩意儿。他宁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个馒头，每天也要省下钱送给女儿一点小小的奖品。
一天，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紧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带着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有一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或许，阮玲玉今后走上银幕，就是为了帮父亲完成这个承诺，为了深沉的父爱。
16岁的阮玲玉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
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的表情时，她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的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
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简直就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从《挂名夫妻》开始，她共拍摄了29部电影，先后饰演了各类不同的角色，并成功地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