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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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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 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唐绍仪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作绩。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的问题。唐绍仪坚持了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极力主张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从而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结果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签订了《续订印藏条约》,使得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尽管英国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多次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总能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这些都是唐绍仪为民族、国家、国土、人民所做的贡献所在。
自1906年起,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并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功绩。
他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时,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并挽回我国在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转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就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为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此时的唐绍仪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职”所能为范围内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他先是计划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即依赖美国资本来开发东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亲身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最后日本拉拢了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但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看出唐绍仪的爱国之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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