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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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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万事休。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
要说王国维,需从江南风景胜地钱塘江谈起。
钱塘江秀丽壮美,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而浙江又素有山水灵秀之地,人文荟萃,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又所谓“江浙出才子”。不用说光绍兴一处,一下子就冒出三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而钱塘江边的海宁,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王国维。
王国维的诞生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王氏旧宅。虽然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建树大有王者风度,但他落入红尘的这一王氏旧宅,却并不是一座王宫。这是一个中产人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来到“人间”,此时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旧历)。涨潮的时候,海水逆行西上,退潮时则顺流东下,趋赴大海。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即使是用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能给予一点解释吗?虽然天才出生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不会就是一首诗,但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人,他的出生却不能不与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而环境的一种,就是大自然。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独上高楼”那种治学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充满着坚信却又坎坷。之后留给我们的是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幼年时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亲生母亲的病逝,当时王国维只有4岁。
不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后来娶了叶砚耕之女,叫叶孺人。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比较敬畏。据陈守谦回忆:王国维十五六岁时,跟少年朋友们有聚会,到吃午饭的时候必定要离去,留他吃饭是留不住的,因为后母在家里等着,午饭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国维不能不回家,以讨得后母的喜欢。
早年丧母对王国维的影响有哪些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王国维自己的记述里面找到线索。王国维后来说,古今的诗人,幼年有很多是胆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确实是从这里得来的。王国维小时候比较“畏葸”,胆子小。不过这胆小倒不是全部来自幼年丧母。因为人们很可以假定:王国维若是幼年不丧母,而是深得慈母长期精心照料,有可能变得更为懦弱胆小。
王国维在母亲去世后,靠祖姑母范氏、以及叔祖母提携抚养。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王蕴玉,比他大5岁,也这样跟着祖姑母、叔祖母过活。
王国维7岁,到附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潘缓昌(紫贵),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内容大抵有“帖试”或“帖括”之类的科举文字、八股文章,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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