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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疗法”的部分内容，出于各种意愿和目的，医生让他的房间保持1968年的风格。
医生已经解释过，这种痴呆症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因此，需要让病人尽可能生活得开心、无忧无虑，即使那意味着活在某种非现实之中。总之，艾拉想活在1968年。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因此，为什么要去打扰他？
“嘿，艾拉！”
艾拉从来不想她叫他“爸爸”。听到她的叫声，艾拉像所有病人那样，慢吞吞地转过身来，举起手一一仿佛置身水下一般一向他摆摆手：“嘿，露西。”
她眨掉眼中的泪水。他总能认出她来，总知道她是谁。如果说他还活在1968年，而他女儿那时甚至还没出生这个事实好像是一种矛盾的话，嗯，那就让它矛盾去吧。但那从不会让艾拉的幻想破灭。
他冲女儿笑笑。对于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来说，艾拉一直太宽宏大量，太慷慨大方，太孩子气，太天真。提到父亲时，露西总是称他“前嬉皮士”，这暗示艾拉在某个时候已经放弃做嬉皮士了。在别的每个人都把表示自己主张和平与爱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嬉皮士，尤指佩花嬉皮士，兴起的表达反文化或反传统信仰和观点的运动。一一译者注）的扎染和串珠都交出去之后很久，在其他人都把头发剪掉、把胡须剃掉之后，艾拉仍然忠实于他们曾经的事业。
在露西美好的童年生活中，艾拉从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他对女儿几乎没有限制，从不为女儿设置界限，他想让女儿见识和经历一切，即使可能不那么适当的事情。但奇怪的是，这种监管的缺失却让他的独生女露西·西尔弗斯坦变得有些谨慎，至少根据当时的标准來看是如此。
“真高兴你来了……”艾拉一面说着话，一面脚步蹒跚地向她走来。
露西急忙上前一步拥抱父亲。父亲身上有股老人特有的苍老气味。那件大麻篷却也需要洗了。
“感觉怎样，艾拉？”
“好极了。从来没这么好过。”
艾拉打开一个瓶子，吃下一粒维生素。他经常吃维生素。尽管艾拉是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仍然靠生产维生素发了点小财。他把财富全部兑换成现金，买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交界处的那片地产。有段时间，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公社，但没持续多久。因此，他把那里变成了夏令营地。
“你好吗？”露西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露西。”
然后，他哭起来。露西在他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他哭一阵，笑一阵，然后又哭了，不停地说他是多么爱她。
“露西，你就是我的世界，”他说，“我看到你……就看到了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艾拉，我也爱你。”
“你明白了？我就是这意思。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然后，他又哭了。
她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她需要回办公室去看看朗尼査到了什么。艾拉的头正靠在她肩膀上。父亲的头皮屑和气味让她有些心烦。因此，当一个护士走进房间时，露西借机摆脱了父亲。但她为此憎恨自己。
“我下周再来，好吗？”
艾拉点点头。她离开的时候，父亲在微笑。
那个护士——露西忘记她的名字了——在走廊上等她。“他最近情况怎样？”露西问。
这通常是个象征性的问题。这按病人的情况都不好，但他们的家人不想听别人那样说。因此，护士通常都会说：“啊，他棒极了。”但这次，她说：“你父亲最近更容易激动了。”
“怎么回事？”
“艾拉通常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和的男人。但他的情绪波动一一”
“他一直有情绪波动。”
“但不像这样的波动。”
“他很让人讨厌吗？”
“不，不是……”
“那是什么？”
她耸耸肩：“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过去的事。”
“他历来就喜欢说60年代的事。”
“不，不是那么久以前的事。”
“那是什么？”
“他老说起一个夏令营。”
露西感觉胸口受到缓慢一击：“他说些什么？”
“他说他曾有一个夏令营地。但后来失去了。他还开始大声说什么鲜血、树林、黑暗。然后，他又安静下来。很恐怖。上个星期以前，我从未听他说起过夏令营，更没听他说过他有一个营地。除非，当然，艾拉的脑子总是飘忽不定。也许，他只是想象自己有个营地？”
护士是用问句的方式说的这句话，但露西没有冋答。走廊那头有个护士在叫：“丽贝卡？”
露西现在才想起这个护士叫丽贝卡。丽贝卡说：“我得走了。”
走廊上剩下露西一个人时，她回头看了看父亲的房间。父亲背对着她，正盯着眼前那堵墙。她不知道父亲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有什么事情没告诉她。是他对那天晚上真正了解的事情。
她迅速转身，往出口走去。接待员请她签字，因为签字后才能离开。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签字页。那个接待员翻到艾拉那页，把签字簿转过来，让露西签字。她拿起笔，正要像进来时那样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突然停住了。
签字页上还有一个别的名字。
另一个人上周来看过艾拉。除她之外，这是艾拉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来访者。她皱皱眉头，念着那个名字。听上去一点不熟悉。
这个马诺洛·圣地亚哥究竟是谁啊？
10
第一桩丑事
父亲的照片还在我手中。
我本打算去拜访蕾亚·辛格的，但现在需要绕道先去别处。我看着那张索引卡。第一桩丑事。暗示：不止一桩，还会有更多。
但让我们从这桩开始，从我父亲开始。
如果想了解父亲和他可能有过的什么丑事，能帮忙的人只有一个。我拿出手机，按下数字6。我极少拨这个号码。但它仍然在我的快捷键中。我猜，它会一直在其中3。
铃声只响了一声，他便用厚重的男低音接听了电话：“保罗。”
甚至这一个单词也带有浓重的口音。
“您好，索希叔叔。”
索希不是我的亲叔叔，而是我家在苏联时的一个好朋友。我已经有三个月没见他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就没再见过。但一听到他的声音，我仿佛立即看到了那个大胡子男人。父亲说索希叔叔曾是列宁格勒郊外的普尔科沃镇最强大、最有威慑力的人。他们俩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好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知道，对不起。”
“哦，”他说，好像对我的道歉感到恶心，“不过，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来。”
这让我吃惊。“为什么？”
“因为，我的小侄子，我们需要谈谈。”
“谈什么？”
“谈谈我为什么从不在电话中说任何事情。”
索希所做的生意，即使不说不合法，也值得怀疑。
“我在城里的老地方。”索希在曼哈顿三十六大街有套宽大的顶层公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里？”
“如果不堵车，半小时之内。”我说。
“好极了。我等着你。”
“索希叔叔？”
他等着。我看看乘客坐上父亲的照片。
“您能提示一下我们会谈什么吗？”
“你的过去，帕维尔，”他用浓重的口音说出我的俄语名字，“关于一些应该留在你过去的事。”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见面再说。”他又说了一遍，随即挂断了电话。
路上车辆不多。因此，我二十五分钟之后便到了索希叔叔的住处。看门人穿着那种胸前有装饰穗带的滑稽制服。看到看门人的这种打扮，想到索希住在这里，我觉得很有趣，不禁想到勃列日涅夫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可能会穿的衣服。看门人认识我，而且已经知道我要来。如果他不事先接到通知，是不会通报的。你根本就没法进去。
索希的老朋友亚历克西·可可罗夫在电梯口。在我的记亿中，他一直是索希的保镖。他可能快满七十岁了，只比索希年轻几岁，是个奇丑无比的人。他的鼻子像个大圆球，而且红红的，脸上布满蜘蛛状的血管，我猜是饮酒过多的缘故。他的外套和长裤搭配不对，不过他的体型也不适合穿高级时装。
看到我，亚历克西似乎不螅耍还瓷先ゾ筒皇悄侵窒不缎Φ娜恕Ｋ嫖曳鲎诺缣菝拧Ｎ乙谎圆环⒌刈呓缣荨Ｋ扒蛔魇频爻逦业愕阃罚腿妹殴厣狭恕０盐乙桓鋈斯卦诘缣堇铩�
电梯直达顶层公寓。
索希叔叔站在离门几米远的地方。那个房间巨大，家具是立体派的。那扇观景窗中的风景美得不可思议，但四壁的墙纸厚得像挂毯，其颜色的名称可能叫什么“梅洛红”，但我看上去觉得像血。
看到我来了，索希的脸灿烂起来，伸开双手。我孩提时代最生动的记忆就是他那双大手。它们现在仍然巨大。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已经头发斑白。但即使到了现在，我算出他可能七十出头了，我仍然能感觉到那双大手中蕴涵的力鼉和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
我在电梯外面站着。
“怎么，”他对我说，“你已经太大了，我不能拥抱你了？”
我们向对方走去。想到他的俄罗斯背景，这个拥抱真正称得上熊抱。力量从他身上喷发出来。他的前臂仍然很粗大。他把我拉近，我感觉，他只需稍一用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折断我的脊梁骨。
—会儿之后，索希抓住我二头肌下方的胳膊，把我推到离他一臂远的地方，以便好好看看我。
“像你父亲。”他说。这次，我从他低沉的声音中听到的不仅仅是口音了。“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索希从苏联来美国的时间比我们晚得多。他为苏联InTourist旅游公司曼哈顿办事处工作。他的工作是为那按到莫斯科和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城市旅游的美国游客提供帮助。
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从苏联政府倒台之后，他开始涉足人们描述为“进口一出口”的黑暗交易。我从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这个顶层公寓就是这样买下的。
索希又看了我一会儿。他身穿白色衬衫，领口的扣子解开了，能看到下面的又领贴身内衣。一大簇灰色胸毛探出头来。我等着。不会等太久的。索希叔叔不是那种喜欢闲聊的人。
索希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盯着我的眼睛，严肃地说：“我总是接到电话。”
“谁打的？”
“老朋友们。”
我等着。
“那个旧国家的老朋友们。”他说。
“我好像不明白。”
“有人在问问题。”
“索希？”
“嗯？”
“在电话中说，您担心有人监听。但在这里说，您还担心吗？”
“不。这里绝对安全。我每周都会彻底检査这个房间。”
“太好了。那您为何欲言又止，说话还这样神秘兮兮的？”
他笑了。他喜欢我这样：“有人，美国人。他们正在莫斯科用金钱收买人心，四处打听。”
我若有所悟地点点头：“打听什么？”
“打听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
“你还记得以前那些传言吗？”
“您是在开玩笑吧？”
但他没在开玩笑。而且奇怪的是，这似乎不无道理。第一桩丑事。我应该猜到的。
我当然记得那些传言。它们几乎毁：我的家。
妹妹和我都出生在那时叫苏联的国家，出生在那时所称的冷战期间。父亲曾是医生，但由于他是犹太人，因此遭到诬陷，被指控不能胜任医生的工作，失去了行医许可证。当时就是这样。
同时，在美国这里一具体说是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的一个革新派犹太人会堂正代表苏联犹太人在奋斗。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教堂中，这件事成了最受关注的事：将犹太人从苏联救出来。
我们很幸运。他们把我们救出来了。
很长时间，在这片新土地上，我们都被当成英雄对待。在星期五晚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我父亲会激昂地讲述苏联犹太人的困境。孩子们身上都戴着支持苏联犹太人的徽章。人们纷纷捐钱。但是，大约一年之后，我父亲和大法师发生了一次争执。突然之间，谣言四起，说我父亲之所以从苏联逃出来，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克格勃，还说他甚至根本不是犹太人，一切都是诡计。这些指控让人难过，互相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