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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起了秋风，比往年这时节多了几分寒意。我在路上周转花了一个多小时，午饭是路边买的热狗，一口口吞落肚里，心里却空落落的越来越虚，很不踏实。
书橱里玻璃罐内的太岁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对何夕身体的担忧，让我连带着回想起了范氏病毒危机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等待亡者归来”。是我神经过敏吧，这些年再没有“亡者”的消息，也许早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腐烂了。
但念头一起，再压下去就不那么容易。拐过这个街角就能看见城管执法队的大门了，眼前是家肯德基，我有点后悔先吃了热狗，但还是推门进去要了杯咖啡。浅啜一口，我摸出手机，拨给郭栋。
2005年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多了个部门，叫特事处。我后来知道，这是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直属公安部特事局。所谓特事，就是很特别的事，特别到常人无法理解，或者不方便让常人理解的事。这个世界有太多游离于现有科学体系之外的东西，一旦他们干扰甚至损害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特事局就会介入。某种程度上，特事局和更低调的X机构相似，只是一个方向在维护社会秩序，一个方向在科学探索。我怀疑特事局本就是从不知何时成立的X机构里剥离出来的。
不论是X机构还是特事局，都是站在当下科学体系的最前端，面对未知的世界。往往这种时候，大胆的想像会比固有的科学认识更有用。所以这些年来，我和这两个部门都打过多次交道。上海的特事处成立没多久就碰到太岁事件，经受了全城病毒危机考验，这件事上我帮了他们大忙，合作很成功。郭栋那时是特事处副处长，听说最近扶正了。
“郭处啊。”我重音放在第二个字上，半开玩笑地和他打招呼。
哦呵呵呵，他笑。
“你现在连笑都有官味了嘛。”我又开了个玩笑，然后到此为止，开始说正事。
“你还记得吧，四年前的那个太岁？”
我转过街角，看见执法队的门口三三两两散着些人，也许就是讨说法的司机。
“嗯？”郭栋没反应过来。
“留言‘等待亡者归来’的那个。”
电话那头还在沉吟。
“我说，2005年，莘景苑，范氏病毒，海勒国际，病毒骑士！”我连说了一串关键词，其所代表的惊心动魄处，任何经历过的人都绝不会忘记：“我说你怎么了，记性这么糟糕。”
“最近记性是不大好，老了啊。”
我走进大门，才看见院子里围了更多的人，总有三五十号。没有保安拦住我问，他们正忙着想要把抗议者赶到门外，但拉不能拉拽不敢拽，生怕做错了什么又被曝光出来，僵持在那里。
“2005年12月7日，你在金茂君悦的中日外交晚宴上击毙赵自强，随后解剖尸体的法医被附在赵自强身上的太岁控制，留下‘等待亡者归来’的字后失踪。虽然我没再打听过后续怎么样，但你们肯定追查过这名法医的去向。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追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号称亡者的太岁是死是活在哪里！”
其实在过往的几年中，我有好几次忍不住想向郭栋打听。但我总觉得，如果何夕知道我打听脑太岁的下落，也许会有些想法，毕竟在她的体内就曾孕育了一个太岁。关于太岁的话题，向来是我们之间的禁区。好吧，也许她并不在意，只是我自己在画地为牢。
“现在你总想起来了吧？”我问。
“如果我说我还是想不起来呢？我压根就不记得有这回事！”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盲音，我愣了。郭栋居然把电话挂了。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一瞬间，我甚至有了身在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视平行世界的假说，而在平行世界假说中，也细分出许多种。有人认为有无穷无尽的平行世界，每个人在每一刻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分离出新世界，比如一个是在肯德基点了咖啡的世界，一个是在肯德基点了可乐的世界，当然也有没有进肯德基的世界。选择是无穷的，意味着任何一刻都会分离出无穷的新世界。说是平行世界，也可看作是无限庞大的树状结构。
这样的假说其实极其主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当然，可能松鼠的一举一动也会产生新的分枝世界，谁知道呢。
科学的最前沿对常人而言，往往与妄想无异，但关于平行世界……记忆中，我确实去过另一个世界，在七年前。那是和都江堰铁牛有关的另一段历险，那是一个和这个世间有九成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个我，一个已经结婚的我。
这个世界常常离奇到像在看科幻小说，但不论如何，我明白刚才的这一闪念只是错觉。可是我也不相信郭栋真的会把这么大一件事情忘记，否则他就该入院治疗健忘症，而不是升任特事处正处长了。
见鬼！他为什么要否认？
“嘿！”
“小心！”
我扭头往发声处看，却发现他们正看着我，确切是在看我头顶上。
我没来得及再做出任何反应，左手的咖啡纸杯就被重重砸了一下，连着手背也磕到，疼得我呲牙咧嘴。
咖啡当然撒了，腿上湿了一大滩，幸好已经不是很烫。我咝咝吸气，看清楚那是小半块红砖。要不是被咖啡杯挡了一下，恐怕我的左手就得伤筋动骨，现在虽然痛，应该没什么大事。
但天上怎么会下砖头。我抬头往上看，三楼的窗口，正有人伸头出来。
“谁，怎么回事？保安呢？”那人怒气冲冲地喊叫，直接把我的火气憋回肚里。
怎么好像他才是受害者？
几个保安的态度立刻强硬了许多，然后我才明白，原来是有人往楼上扔了块碎砖头，准头不好被窗框弹回来，误伤了我。
没人来管我伤没伤，我这狼狈的样子只能证明我不是那个扔砖头的。保安神情严肃，让扔砖头的自己站出来，否则就要叫警察来。其实没东西砸坏我也没伤残，警察来了也不能干什么，纯粹吓唬人。
回应保安的是沉默，没人站出来承认。聚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是张臭脸，看起来谁都有可能扔石头。而且站在这里意味着和政府部门叫板，力量强弱对比明显。弱势群体容易抱团，哪怕和扔砖者不认识，也会保护他不被抓出来。
对抗的气息浓厚起来，保安火气上来，双方推推搡搡，局面有点混乱。
“干什么干什么，动手是不是，你们现在敢动手，明天早上就见报。你们试试看，你们试试看。”
最近和媒体交道打得多了，报纸上撑腰的文章不断出来，这些抗议者胆气一天比一天足。话放出来，保安手上立刻缓下来，朝四周张望，好像要看看有没有记者在。
记者又不会在脸上刻字，但还是有些狐疑的目光在我脸上盘旋。因为和那些抗议者比，我的神态过于平静。我耸耸肩，向他们笑笑。于是他们的动作立刻更轻柔了。反正只是块砖头，被砸到的也只是我。这样的时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果保安们的观察力更强一点，想找出谁扔了砖头并不困难。刚才我被砸到的那一刻，在人群里的某处形成了一个目光焦点（我的狼狈像当然是另一个），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不过在保安问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的目光不自觉地往那儿偏。
所以考察人们做什么，要比说什么更有价值。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当有了这么多线索之后，我还是确定不了打翻我咖啡的罪魁祸首。因为那个人的形象，实在和想象中怒气冲冲的抗议者太不一样了。
这样的人怎么会扔砖头？我挠了挠脑袋，走过去。不是为了找她算帐，而是……要真是她扔的砖头，也许会有一个足够让我写篇深度报道的故事。
这是个穿了身碎花公主裙的女孩，黑色裤袜白色的圆头皮鞋，圆脸圆眼睛小翘鼻子，细看有点小雀斑。称不上有多漂亮，但顶着个BOBO头，看起来很可爱。以我这双毒眼，她该有二十三四岁，不过这样的打扮，一百个有九十九个以为她是十几岁的九零后。
这样一个女生怎么会站在这里？她会是黑车司机，打死我都不相信。
女孩咬着下嘴唇，神情有些不安，视线和我相交的时候，她错开了眼神。发觉我走过去，她更是侧了侧身，十足一个做错了事不敢面对的小孩子模样。
我见她双手捏着拳头，紧贴在裙边，心里还在想她会不会再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并没有，反而看我走到近前，大概是知道总逃不过去，她又把身子转回来和我道歉。
“对不起。”她微低着头说：“不知道会砸到你，真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奇特，一字一句，清楚得有些铿锵，和她的外形打扮完全两种感觉。
“哦，你把砖头扔出去，总会砸到些花花草草的。”我开了个玩笑，希望能拉近距离。
我目光打了个转，却发现在女孩的脚边，有面硬纸板做的牌子，有字的那面朝下，不知写了些什么。
我弯腰去捡，女孩先一步拾起来，高举过头。我退开一步，看清楚了纸板上的字。
“还我宝宝！”
我皱起眉头。还我宝宝？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抗议钓鱼执法，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要孩子？咳，瞧她打扮，还真看不出她已经是孩子妈了。
她举起牌子后，就不再搭理我，奋力向着三楼开着的那扇窗口晃动纸牌。窗边的人看了一眼，就缩回了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哦等等，也许是我搞错了？
“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聚在这儿是为了什么？”我问旁边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头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异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记者？钓鱼呀，我们都被钓了罚过钱的，执法队的人太黑了，我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指了指把“还我宝宝”来回摇动的女孩（好吧，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的确不像个母亲）：“她这是？”
平头耸了耸肩：“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说到这里，他又耸了耸肩。他的确是个开黑车的，也就是无证运营。他并不避讳这点，之所以来这里抗议，是因为执法队的执法程序不合法。就像这些天里许多媒体评论的，用假装乘客的方式钓鱼，是违法手段，照理他从前交的那些罚款，都得退回来。原本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现在执法队输了第一宗钓鱼官司，被淹在网友和媒体的唾沫里没了还手之力，让他看见了退回罚款的希望。站在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头一样想法的黑车司机。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女孩的老公也是个开黑车的。
女孩在这里站了好些天，早上来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子，一点都不合群。有人问她话，也爱理不理。昨天有记者问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平头没听见，但那记者和她说了没一会儿话，就跑开采访别人去了。
“好像是说，她男人被抓了。里面的人就没理过她，可是……没听说执法队会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错了，这傻丫头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头耸耸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他已经耸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动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还我宝宝”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宝宝”？
可就像平头说的，城管是无权抓人的啊。
这事情透着蹊跷，记者喜欢的就是蹊跷。
我道了声谢，转回头再去找女孩说话。
打了两声招呼，女孩却不理我，只顾摇着牌子，看都不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这女孩儿可不太好打交道呀。从怀里摸了张名片出来，递到了女孩面前。她这才转头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报》首席记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过名片，神情和刚才大不一样。
你是记者？她问。
因为说得急促，语调又怪，我并没听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问这个，便点头。
“哦……啊。”她发出了两声揉杂了讶异和喜悦的感叹，薄薄的脸皮立刻涨红起来。这年头碰上个记者能激动成这样的太少见，看上去满腹冤屈只等向我倾诉。
然后她飞快地说了几句，因为心情，她原本怪异的语调被放大了，让我完全听不明白，只好请她慢慢讲。
“哦，对不起。”她刻意放缓了语速，好让我听请楚。
我认真地拿出采访簿，打算把关键部份记下来。几个保安远远看着，没有一点儿妨碍采访的意思，让我颇为奇怪。眼角余光扫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轻慢。是对我吗，还是对这女孩？
我的采访簿却是白拿了。
听了十几分钟，我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记。同时也明白了保安为什么这样悠闲，而前些天那位同样采访过女孩的记者，为什么很快就没了兴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