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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嘛。不过什么？”
“现在下结论还早些。虽然没有其他迹象，但一般来说，这些外国人不会去偏僻的地方，即使去了，歹徒也不知道他有那么多钱。而且，歹徒们知道袭击、杀死外国人的严重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似乎……应该……”
“好了，按你的想法办吧。”急性子的萧劲知道现在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总之，这个案子是重中之重，各部门要全力配合古洛同志。古洛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汇报。散会。”不吸烟的萧劲咳嗽着，率先走出会议室。
动作一贯迟缓的古洛这时却赶紧起身，快步追了出去。
“萧局长，有件事我忘说了。”古洛拦在萧劲的前面。
“老毛病，就是爱忘事。说吧。”萧劲笑着说。
“还有个凶杀案，也是我在办。”
“忙不过来？把那个案子交给你们的副队长李国雄。你要全力以赴办这个案。古洛，这可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案子呀！”萧劲最擅长的就是用表情和语气淋漓尽致地表达语重心长这个成语的深厚内涵。
“放心吧！局长。”古洛立刻就被感动了。他语气之坚决让萧劲舒展开了眉头。
李国雄踌躇满志，前几天一个强奸凶杀案在他的手里被破获了，受到市领导和局领导的表扬。李国雄不免想到了队长的位置，但他不敢往深处想，因为如果得不到，那打击就太大了，而且他想得多了，就会不由自主地告诉老婆，如果没有实现，那……后果不堪设想，他不禁要出一身冷汗。这么一说，谁都明白，他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的，那是个美丽的女人。一般来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美丽和坏脾气总是形影不离。
为了从脑海中躲避开那个美丽的影子，李国雄赶紧看看窗外。正好一个漂亮的姑娘正抡起手，给对面的小伙子一记耳光，李国雄觉得隔着窗户和狭窄的马路都能听到那响亮的声音，脸上也莫名其妙地热辣辣的。那个小伙子捂着脸，没有说话。李国雄笑了起来，仔细回忆着他和妻子的过去，似乎还没有挨过这么沉重的打击。“该知足呀！知足者常乐，说得好！今天不应该想别的，只要被表扬就好。正队长先不要想，再破他几个案子，那位置肯定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他似乎看到一颗瓜落到了自己的双手上，沉甸甸的。
一个有运气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想什么来什么。果然，电话响了。
“李国雄吗？今天的会你没参加……是的，我知道你去市政府了。有个案子需要你上。”李国雄知道如果皇帝的圣旨是泰山，那萧劲的话就是珠穆朗玛峰。
“是！”即使萧劲看不到他，他也站直了身体。
“你去找古洛，他会给你介绍案情的。”
“古洛？他拿不下来？”李国雄担心自己心中的暗喜不会长久，语气十分犹疑。果然欢欣是那么短暂。
“他有别的案子。”萧劲说。
失望的李国雄更担心的是他去见古洛，因为古洛总是对他冷嘲热讽，让他感到很尴尬，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但这次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古洛看着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胡亮，你给李副队长说一下。”古洛拿出一支烟，点起火，还是那么冷冷地看着李国雄。
李国雄听完后，问道：“你们有什么想法？”他看着胡亮，但耳朵却竖向古洛。
“还没有。只是这个案子有些古怪……”胡亮还没说完，李国雄就赶快问：“怎么个古怪法？”
“有两个目击者，但时间相隔很长……”
“那可能目击的不是一个人。”李国雄急忙答道。他确实是这样估计的。
“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很像是一个人，不，两个人，一个是那个被害的女人。”
“交给我吧。”李国雄微笑着说。一帆风顺或者总被运气眷顾的人才有这样的笑容。
“注意点儿，这案子有些名堂。”古洛吐出一口烟，说。李国雄看看他，觉得古洛十分认真，心里不禁怯了。
“你是说真是一个人？”
“嗯，还不知道。也许你想的有道理，但要小心。”古洛语重心长地说。其实，他对李国雄很好，毕竟李国雄第一个案子就是跟着古洛办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人们“文革”时被耗尽的精力和扭曲的灵魂似乎在复苏，一种新的活力出现了——那就是走向市场经济。他们是领风气之先的人，是在创造着新的历史的人，但在这即将形成巨大潮流的潜流中冲锋陷阵的却是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那些曾经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他们曾经犯过罪，或者至少做过一些社会不容许的事情，这些人自称或被人们认为不懂法律，其实不然。他们懂法律，但是不遵从法律。这些反抗社会规则的人，在一个经济、文化大转型时期却被历史派上了用场。他们的胆大妄为冲破了许多局限，他们首先成为个体户，和公有制唱起对台戏。他们将投机倒把视为天经地义，给被人认为不是正业的商业正名，偷税漏税、欺行霸市、制假售假、贩毒放赌、组织卖淫嫖娼、贿赂官员，无所不为，但他们同时又积累起了财富。当然，当改革进入正轨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被淘汰。不过，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些呼风唤雨或者是敢于以身试法的好汉或者恶棍，他们这样浮在表面上的人物，是死是活都有媒体或文学作品的关照。我们要说的是那些真正的边缘人物，那些怀着发财的梦，甚至连发财都说不上，只想过上好生活，但又没有顶用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年轻女人。她们大部分出身下层平民家庭，家里除了几本毛主席的著作外，就没有带文字的纸张。住的是大杂院，院子中间有公用的水龙头，肮脏的、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的排水沟，狭窄的平房，漏雨的屋顶，一家六七口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邻居经常为一些小事老拳相向，甚至动起凶器。她们吃的也不好，粗粮、蔬菜和咸菜是她们需要的卡路里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有着漂亮姿色的姑娘会做什么呢？特别是她的同学大部分住在楼房，有的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宽敞的房间、明亮的阳光，连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功课都变得美好起来。她们都在努力，为的是考大学，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她是多么羡慕、嫉妒这些同学，虽然她长得是那么美丽，但并没有几个男同学愿意跟她来往，因为她住的地方在当地是有名的贫民窟，虽然在我们国家不这么叫。这使得她的自尊心受到很大刺激，她决心发愤读书，考上大学，靠自己的本事脱胎换骨。
但是，她的长相来自父亲，一个头脑简单的美男子，而她的头脑比父亲还要简单一些，这来自于母亲——那更是一个糊涂的女人。不过，她没有放弃，自尊心的力量、想改变命运的意志和没黑没白地学习居然挑战了DNA，虽然没有完全战胜这可恶的遗传——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但也不能算是输了，因为她考上了一所学外语的中专。
那天，她拿到了通知书，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虽然是个阴天，天空时不时飘落些雨滴，邻居的大娘因为风湿病，痛得又在大声呻吟，另外两个邻居争吵着，几乎要动手。而头脑永远没有清楚过的母亲又丢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整整三十天，他们都不会吃到肉了。但这张通知书却是一道阳光，一道真正能扫除所有黑暗的阳光。父亲高兴地大笑着，不知从哪儿借了些钱，买了酒和一斤肉，还有半斤粉肠。母亲包了饺子，很咸，噎嗓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来就没做好过饭，为此不知挨了丈夫多少骂和拳头、巴掌。但最后屈服的却是丈夫，因为饥饿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总是站在老婆那边。
父亲那天喝醉了，又哭又闹，骂着老婆，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咱这辈子连瓶好酒都没喝过。”母亲呆呆地看着父亲，也跟着哭。“我怎么就把钱丢了呢？”她显然不是在同情命运悲惨的丈夫。
她在学校学的是英语，她也很努力，但学习成绩总是一般。如果不是那个中年主课老师的帮助，她的成绩恐怕还会更糟。不过，她的姿色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这里面不光是同学。当然她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但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个潇洒风流的中年老师看上了她。这个人长相也算英俊，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翩翩风度和他穿着考究。在那个时代他永远是西装革履，他的头发是油亮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以肯定他的脸是搽油的，身上时不时还散发着香水的味道。他对女人，特别是女孩子，十分体贴，几乎无微不至，但却不落俗套，好像父亲在关心孩子一样。她这个长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很快就被这个男人所吸引。
她把对异性的第一个吻给了这个男人，第一次让这个男人抚摸了自己的乳房，但事情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因为，另一个人闯了进来，就像一阵平地而起的狂风猛然吹开了房门一样，粗暴但却充满着生气，疯狂却充满了欢乐，折磨煎熬中却有着强烈的诱惑和无敌的魅力。这正是那个尽管有些做作，但毕竟还算是文明人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也正是她所喜欢的，喜欢这种能将自己烧得一点儿灰都不剩的烈火。
李国雄几天来，所了解的那具美丽死尸的生前就是这样的，简单至极。剩下的就是要找到她那疯狂爱上的恋人，李国雄认为这是整个案子的关键，却把古洛和胡亮感到极其古怪的目击证人放在了一边。不是他没注意，而是他认为目击者看到的不是一件事。作为公安人员或者医生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关乎人的生命、所谓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对他们这些人而言的，而慎重就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李国雄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公安得给我报仇，给我的孩子报仇。她可是个聪明的丫头，不比你们差。你瞅瞅她穿的，我过去见都没见过，这才多大，有能耐呀！一般的姑娘也不行。长得多好，在咱们市走到街上那才打眼儿呢。这将来还不成经理，一个月挣它几千块？可被人杀了，我算是白养活她了。你们真得像那么回事地查。”倪刚，就是那个叫倪雅芸的死者的父亲唠唠叨叨地说，而且他将上面的话反复说个没完，这最让人心烦。李国雄办案多年，在刑警队也算是老资格了，阅人无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父亲，因为丝毫看不出他有多么难过，也许他浑身刺鼻的酒气是最主要的原因。倪雅芸的母亲，一个没有人会将她看作倪雅芸亲人的女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国雄一只耳朵耐心地听着酒鬼父亲的话，一只耳朵听着酒鬼妻子的哭声。每逢这时，他就想起古洛的做法——永远是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眼光让诉说的人不由自主地说下去，似乎要讨好这个警察。
“她有个对象，你们知道吗？”李国雄一边用圆珠笔敲了敲黑色的小笔记本，一边再一次看着这个家。贫穷之神在这个家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自然将西方小说中常常描写的富豪家庭一座楼的功能都完备了，只有厨房在外面，因为现在是夏天。李国雄进来时，看到那些冒着烟的小铁炉子在不大的院子里排着队，像是受检阅的军队一样。屋子里只有一张破烂桌子和两把高脚木凳，睡的是炕。除了两个孩子、没工作的老婆和劣质酒精之外，倪刚一无所有，当然包括廉耻在内。
“对象？我姑娘对象多了。追她的人少说也有一个连。长得好呀！比她妈可……像我。你别看我现在这样，过去咱可是俊小伙儿……她长得真俊，我那姑娘。虽然脾气大了些，但人见人爱呀……”酒精的力量忽然衰落了，他哽咽起来，说不出话了。
“我说的对象就是可能领回过家、你们看见过的。这么说吧，就是准备结婚的。”
“结婚？你说笑话了。”倪刚笑了起来，酒精这个魔鬼又回到他的身心中来。
“谁能娶得了我那姑娘？不配！他们不配！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还想娶我姑娘，做梦呀……对，就是做梦……”他拼命挥着手，幅度大得几乎打在李国雄的脸上。和李国雄一起来的刑警几乎要按捺不住了。
“哎！”他刚一呵斥，李国雄就摆了一下手，制止了他。“他们是谁？看样子不止一个呀。”
“对，有的是，但都不行，都不是东西。”
“有一个……”倪刚的妻子停止了哭泣，怯生生地说。
“有个屁！我告诉你不要瞎说！他们都不配。”倪刚粗野地打断了妻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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